話劇《這是最後的鬥爭》海報 (網路照片)
最近中國有一部話劇走紅，劇名叫做《這是最後的鬥爭》。與當年《切．格瓦拉》一樣，這部話劇在話語系統上屬於左派譜系，但表現形式卻與之完全相反。《切．格瓦拉》是為知識份子與小知識份子創作的戲劇，其表現手法頗為「後現代」，使用各種舞臺手段調動觀眾視覺與聽覺，並使之與舞台上的演員相呼應；《最後的鬥爭》設定的觀眾是所有的中國人，採用了傳統的批判現實主義表現手法。
據介紹，這部話劇由軍隊劇作家孟冰編劇、國家話劇院著名導演吳曉江執導、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出。該劇展示了發生在老紅軍何光明一家三代人之間一次驚心動魄的心靈較量：除夕之夜，脾氣火爆的老紅軍何光明和他的妻子，以及多年後重新相認的大女兒、非法集資行將敗露的小兒子、古靈精怪的80後孫女點點、神秘人物周小劍，……各色人等暗懷心事，輪番登場。據評論，該劇鞭撻了目前的中國社會現狀，大膽觸及了貪污腐敗、兩極分化、城鄉矛盾、特權階級等敏感題材，批判了官場的腐敗現象與濫用職權等現象。由於所涉主題敏感尖銳，曾經多次修改，劇名也曾改為《大過年》在小范圍演出。
據說，在戲劇表現手法日趨法多元化的今天，這部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純粹是靠著「狠」勁拼出來的，所謂「狠」主要表現為「台詞夠狠」，譬如「那個時候（改革開放前），天是藍的，沒有那麼多污染，理髮店就是理髮，醫生是不收紅包的，學校是不掙錢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牛奶是可以放心喝的」等等。這些台詞多年前在網路上竄紅，但用於話劇台詞還是第一次。因此，該劇於今年5月連演10場，場場爆滿，現在又二度連續公演，觀眾大呼過癮而媒體不敢多加報導。
身處美國，我無法親眼觀看這部能高度調動國人情感並讓觀眾為之激動的戲劇。但由此我注意到一個問題：一個時代與時代所孕育的作品之間的關係，其實是一種相互闡釋的關係。這部話劇到底闡述了什麼？它與十餘年前使北京城不少知識份子為之激動的《切．格瓦拉》一劇，究竟代表了一種什麼樣的思潮與政治傾向？
從發生學的角度來說，無論在哪個時代，文學藝術與現實（尤其是政治之間）的關係是種「結盟」關係。只是這一「結盟」分為兩類：勝利的政治與文學的結盟，失敗的政治與文學的結盟。
在現代以前，勝利的政治與文學的結盟的形式比較單調，主要表現為以頌聖為主的詩歌。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後，確定了文學藝術從屬於政治權力的關係，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開始了勝利的政治與文學一體化，形成了所謂「國家文學」，即文學藝術受政治權力的全面規範和支配，這是在共産極權政治下的特殊的文化現象。
失敗的政治與文學藝術的結盟，則往往表現對黑暗的揭露、對權力的鞭撻。這在中國歷史上表現為諷詠時弊、關心民瘼、揭露黑暗、抒發作者家國情懷。這類失敗的政治與文學藝術結盟的作品往往具有感動人心的生命力，流傳久遠，能經受住時間淘洗的作品就成為人類文化瑰寶。例如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承載的就是明末江南士大夫的亡國之恨，晚清四大諷刺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就是當時失敗的政治所催生的針砭時弊的文學作品。「文革」時期出現的「地下文學」也屬於這一類型。每個時代都存在這種被邊緣化的文學，成為對抗勝利的政治與國家文學的一種力量。
《切．格瓦拉》與《這是最後的鬥爭》這兩部劇本，其實都著力於闡釋我們所處的時代一種內在的、深刻而又緊張的社會關係。《切．格瓦拉》一劇試圖闡釋冷戰結束以後，在全球範圍內的一種貧富分化的兩極結構所引起的社會緊張，即人們通常說的「南北對峙」，在中國引起的社會共鳴侷限在新左及小知識份子群體當中；《這是最後的鬥爭》闡釋的卻是中國社會內部的兩極結構。中國社會時下的貧富差距、貪污腐敗等種種社會不公，在該劇中以切近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方式，以觸目驚心的形式展現出來。不少劇評認為這部被稱作「中國反腐第一劇」的話劇，無論就其表現的內容，還是發出的聲音，屬於左派，因此表明左派登上舞臺。
毫無疑問，在專制極權社會中，民眾沒有任何參與政治的正常管道，也沒有公共表達的自由，文學作品與戲劇往往承載著民眾的願望，普通人借傳播與觀看文學藝術作品來表達自己的愛憎，以一種特殊的形式「消費」著政治。12年前筆者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以及三四年前曾流行一時的反腐小說與反腐電視劇、電影，就是社會的「兩極結構」在學術研究與文學藝術上的投射。儘管這類題材的作品被中國當局想方設法禁止，但一有機會就破土而出。《這是最後的鬥爭》一劇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就是一例。特別是到了現階段，網際網路正在成為一種特殊的消解舊秩序與重建新秩序的雙重力量，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更是變得極其複雜，官方已難以達到全面控制。最近河北保定「官二代」李啟銘（李一帆）校園飆車撞人後出語「我爸是李剛」，導致以「我爸是李剛」一語為主題創作的各類段子迅速紅遍網路。
《這是最後的鬥爭》使用的話語屬於左派系統，我想主要是兩個原因：第一，中囯共產黨政治與左派同源，使用左的語言系統抒發家國情懷在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下起了一種政治保護作用；第二，在中國的教育與文化傳播領域裡，共産意識形態文化一直佔主流地位，早已瀋澱為中國人的文化底蘊，在傳播過程中使用這類語言，使演出者與受眾間易於形成互動並産生強烈共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