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過十次入黨申請 作者 習近平
我1969年從北京到陝北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落戶。7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鍛練很大。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點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另一點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父親要我們從小做講團結和善於團結的人。走上社會後，對這一點的體會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團結處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較好；如團結處理不好，事就做不好。特別是當年在陝北，遠在千里之外，舉目無親，靠的就是團結。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幹活，生活習慣了，勞動關也過了，群眾到我這串門的人也多了。我那窯洞逐漸成了那個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絡繹不絕，講古今中外，講他們感受到的新鮮事。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麼事都找我商量。他說年輕人見多識廣，比他懂得多。
我剛下鄉的時候，大概有二三十個知識青年，都是軍隊幹部子弟。半年後，大部分都當兵走了。近一年時間裏就我一個堅守在那裡，感到十分孤獨。但當我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樂。
我先後寫過十份入黨申請書，由於家庭的原因，都未獲批准。後來村裡和公社要留我，又將我的入黨問題交到縣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黨問題時，當時的縣委書記說：「這個村姓氏矛盾複雜，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來繼續鞏固。他爸爸的結論在哪兒？沒有，不能因此影響他入黨。」所以就批准我入黨，而後讓我當了大隊支部書記。
我那時一邊當著村幹部，一邊總渴望著有機會能上學深造。那時候報大學，清華給延安地區兩個名額，一個分給延川縣。我三個志願都填清華大學。縣裡將我報到地區，地區不敢做主，清華大學來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請示清華大學。這又是一個機遇。1975年7、8、9三個月，正是刮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當時顧不上清華大學的具體工作，工作由劉冰同志主持。當時我父親剛剛解除監護，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勛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於是我踏進了清華園。
上山下鄉中對學習的渴望，使我與清華大學結下了讀書緣。從政近20年後，我又在職讀清華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學的是馬克思主義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我結合實踐，對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農村擺脫貧困，福建山海聯動發展，現代農業理論與實踐，福建省發達地區率先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與完善，農村市場化建設與中國加入WTO等問題，進行系列研究，發表文章著書立說。
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對基層有了深刻的瞭解，作出了再下基層的選擇。1982年我從中央軍委辦公廳下到河北正定縣。當時有許多人對我的選擇不理解。因為我在到河北之前給耿飈同志當秘書，他當時是國防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那時候從北京下去的人，有劉源和我。我們倆不謀而合，都要求走跟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練人。有了上山下鄉的經歷，我對再下基層充滿信心，並義無反顧地下去了。
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的影響是相當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於人民群眾中，會使人感到非常踏實，很有力量。基層的艱苦生活，能夠磨練一個人的意志。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只要想起在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還能幹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於挑戰的勇氣，什麼事情都不信邪，都能處變不驚，克難而進。
聖女王佩英 作者 楊銀波
今年清明節前，500餘人在北京舉行王佩英就義40週年紀念會。會後，部分與會者寫了一些感受，網上反響強烈。王佩英彷彿重新活過來一般，接受著越來越多的人的敬意。今年5月23日，百度百科第一次出現王佩英詞條。6月中旬，我在網刊上閱讀到關於王佩英事跡的紀念專題。影片《我的母親王佩英》製作人胡傑在此發文公告，稱大中公司已成立王佩英資料秘書組，負責免費贈送影片和書籍，歡迎索取。
與友人在電腦上一起觀看《我的母親王佩英》，友人受影片刺激，醍醐灌頂，怒不可遏，以80後特有的語言痛罵：「我靠！那時的人怎麼瘋成這樣？一個個跟傻逼似的。毛澤東這種鳥人，要是早十年死掉，中國早就民主了。」也有網友在網上說：「毛澤東的屍體不火化，看來是天意。當年殺這麼多人，冤有頭債有主，總該還一還吧。暴君墨索里尼，就被一個女子撒尿在他屍體的臉上。」當今諸多年輕人，別說不知文革詳情，就連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也跟聽天書似的。可是，恰恰未受政治運動之苦，不知血腥暴政的這一代，是當前中國的中堅力量。不少人憑藉網際網路，多多少少接觸到了真正的當代史，漸漸將教科書裡的那些謊言抹去。讀文字，看圖片，只是將自己置於旁觀者而已，但胡傑的《尋找林昭的靈魂》、《我的母親王佩英》這類影片，卻使我們無法置身事外，那實在是太直觀了。
影片放到王佩英17歲的少女時期，友人感嘆：「美女啊，確實是美女。」這樣一位美女，因自由戀愛認識青年律師張以成，人生從此改變。國家大事最初跟他們沒有任何關係，直到被日本人逮捕，遭嚴刑拷打，張以成才萌生堅定的報國之志，當了中共地下黨的情報員，潛伏在國民黨。王佩英比張以成更為「地下」，張以成只要身上沒錢，她就變賣房產資助他，有時還站崗放哨，保護這些地下黨。
自由女神不是一開始就是自由女神，王佩英最初一直活得很沉默，從不張揚，直到中共奪權，她才出來工作，當幼兒園保育員。因不小心，開水燙著一位小朋友，她被批判，又被調到鐵道部設計院做勤雜工。這時，全國大躍進，農村餓死人的情況相當普遍。有的老鄉到北京找王佩英幫忙，她束手無策：「你們困難，我也困難。」可即使如此，這時的她，家中仍然擺著一尊售價不匪的毛澤東白瓷像。
1961年之前，王佩英只是一個普通女人。丈夫張以成去世後，她一人要養活7個孩子，負擔很重。王佩英的思想轉變，不是因生活壓力而起，而是因毛澤東與劉少奇產生分歧，王佩英贊同劉少奇對毛澤東政策的批判。劉少奇在1961年說，全國總體的缺點和成績是3比7，有的地區超過3比7，很嚴重。王佩英當眾說：「毛主席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不然他以後沒有退路。赫魯曉夫說得對。」前一句，在當時已經很驚人。後一句又是如何產生的？一個普通的女人，在中國提赫魯曉夫這種世界政治，為何？原來，赫魯曉夫曾公開批判斯大林，揭露斯大林為了鏟除異見，不擇手段，大行殘酷迫使之實。她的一位好友的丈夫，曾留學蘇聯，說毛澤東就是中國的斯大林。1961年的王佩英，不是在質疑毛澤東，而是要這個人滾蛋。中國那麼多人，每天都在看這個人的臉色吃飯、說話、行事，腦袋就跟安裝了監控器似的，只有少數人覺醒，而少數人當中又只有極少數人站出來公開表達，其中之一就是普普通通的王佩英。
從1963年被投進精神病醫院開始，到1970年被殺害，王佩英經歷了7年的非人折磨。醫生給她打精神病人用的藥，把嘴用口罩套住。精神病院之後是牛棚勞教。再往後，就是殺雞儆猴的游鬥，從這里拉到那裡，示眾完了再反覆示眾，嘴上戴著給馬戴的嚼子，不讓你說話，打你、罵你、折磨你，在消滅你的肉體之前徹底摧毀你的精神意志。公判前，還要交給各單位討論。那哪裡叫討論？完全沒有任何反對意見，全是出謀劃策：用什麼辦法整死這個人？人死之前，怎麼發揮在民眾中的震懾力？哪些餘孽成了漏網之魚？
公檢法癱瘓了，沒有司法審理，王佩英被拉到工人體育場。判決人不是法院，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由於怕王佩英說話，革命者們用石頭塞滿她的嘴巴，致使其下巴脫臼——「把下巴都卸了」。這還沒完，押她的人還用細繩死死地勒住她的咽喉，王佩英拚命掙扎，結果革命者們就勒得更使勁，勒進去了。從體育場押走，見王佩英還有點力氣，沒有死透，押解者就在車上把王佩英活活掐死。她的屍體究竟被丟在哪裡，或者被拿去做了什麼，無人知曉。
1980年，王佩英被平反。所謂平反，就是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了一份《刑事再審判決書》，判決王佩英「不負刑事責任」。而後，中共鐵道部專業設計院黨委作出平反決定。這平反的邏輯是：王佩英，你沒有罪，你一直是跟我們黨一條心的。但是，這個黨，它自己有沒有罪？它不認罪。反對毛澤東且發出「毛澤東下臺」吶喊的王佩英，不僅僅是為劉少奇打抱不平，也不僅僅是關心中共的生死存亡，她關心的是民眾何以瘋狂至此，國家何以苦難如斯。她受過基督教的熏陶，也曾那麼堅定地為中共地下黨賣力，還加入了共產黨。一邊是虔誠與贖罪的良心，一邊是曾經寄予厚望的政黨，但是，五七反右，三年飢荒，而後是整劉少奇，搞階級鬥爭，不顧民眾生死，多少人如螞蟻般死去，屍骨遍野，多少人如瘋子般泯滅人性，喪盡天良，這罄竹難書的災難和罪惡是誰帶來的？
面對舉國高呼「毛主席萬歲」的紅色浪潮，王佩英是公開喊出「打倒毛澤東」的極少數人，也是公開提出退黨的極少數人。王佩英是中華烈士，是民族聖女，這沒有任何爭議，但若說她是「中共烈士」，便是對王佩英極大的侮辱。她是怎麼死的？死就死在反抗暴政，而這個暴政在當時的推動者，就是這個黨。她回歸真理，要與中共劃清界線，不願與之為伍，不願成為歷史的罪人。網上有人說：「是宗教信仰害了王佩英。」換句話說，如果那時的王佩英能夠跟著撒謊，做些讓步，忍一忍，說不定這事情就過去了。就算看在7個孩子沒有人撫養的份上，這個當母親的人裝一裝、演一演，劫難也許不會降臨在她頭上。但是，她是一個有終極信仰和起碼底線的人，良心未滅，寧死不屈。7年殘酷迫害，她只掉過一次眼淚，那就是「革命者」們告訴她，以後再也不允許見孩子們的面了，這時她哭了。除此而外，不管把她打得有多慘，捆綁、飢餓、罰站、勞教、批鬥、勒咽喉，直到死，她都沒哭。這種為信念而生的堅定與勇氣，超越了普遍的恐懼與苟合，永照千秋。
從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公審並殺害（年僅55歲），直到2010年，長達40個春秋，王佩英一直被公眾遺忘，她的6子1女也隱忍整整40年！
以製作影片的方式隆重紀念母親王佩英這件事，是北京家電市場的龍頭老大，公司董事長，王佩英的第三個兒子張大中一手策劃的。當初平反王佩英時，她的子女們每人拿到1000元撫恤金。張大中就是憑藉這筆1000元的撫恤金開始創業，終至今天富甲一方，名動京城。這既讓人欣慰，又不免辛酸。那是一條人命的錢啊！人民幣上流著血，隱約看得見手銬的恐怖閃光，以及把人活活勒死時連喊都喊不出來的痛苦呻吟。
尋訪王佩英的過程極其艱難，許多受訪人至今恐懼，也有許多人至今慚愧，迴避鏡頭。尋訪前，王佩英的子女們曾試圖搞清楚母親為什麼會落到如此下場。許多細節是在尋訪後才知曉的。他們想不到母親竟死得這麼慘，凶手下手竟如此狠毒。當年懵懂不知的他們，如今回想起來，心如刀割，肝腸寸斷。往事，真的並不如煙，當那些鮮血彷彿從眼前再流一次，就像自己也被狠狠地捅了一刀，劇痛難忍，唯有仰望蒼天，嚎啕大哭。
在王佩英就義40週年紀念會上，黃炎培的兒子上臺發言。他重新回顧父親與毛澤東1945年在延安窯洞所講週期律的問題，原來黃炎培當年的警告確實是警告對了，共產黨還是沒有跳出這個週期律，民主的道路沒有走成，反而走向世界罕見的專制獨裁。其獨裁之惡劣，尤其在文革運動中登峰造極，把黃炎培的家庭打擊得夠慘。劉少奇的女兒劉婷婷也參加了王佩英紀念會。她與張大中並排肅立，一起向王佩英的畫像鞠躬。
文革悲劇看似遠去，其實至今仍在發生。其中之差異，無非是反革命變成了顛覆罪。多少據稱是危害國家安全的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至今尚在監獄忍受黑暗；多少持不同政見者處境悲哀，惶惶度日，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王佩英的事跡將以幾何級地擴散速度，迅速散播民間，直至被政府高層所知。張大中可以長長地吐一口氣，他已盡了他最大的孝心。他的妹妹張可心，文革時還很小，對母親的許多印象都很朦朧，從小過得很可憐，穿得破破爛爛，大冬天連雙保暖的鞋都沒有，光著腳搖搖擺擺地走著，總想從街坊鄰居那裡知道母親究竟去了哪裡。如今，她什麼都知道了，撕心裂肺地哭，站都站不穩。她一遍又一遍地嚎啕：「我當時還太小，許多事都不知道，原來是這樣的……」這眼淚，有著再也無法改變歷史的深深自責。
這眼淚，只要撕心裂肺地哭過一次，人就真的「立」起來了，再也倒不下去。而這，便是紀念王佩英最大的意義，即搶救民族的精神，恢復人間正氣，將罪惡銘記於心，讓悲劇不再重演。即使悲劇正在重演，中國人也應如當年的王佩英一般，勇敢地站出來，向倒行逆施者發出基於真理與正義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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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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