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蘇德戰爭爆發三個月後，我和母親啟程回國，途中被新疆軍閥盛世才軟禁。
那時，我們還沒有受到什麼虐待，院子鎖著，沒有自由，但是房間沒有鎖門，大家可以互相來往。中間搬了好幾次，最後一次是在第四監獄，待的時間最長。吃飯是一天兩頓，一桶沒有一點油水的爛白菜湯，放一點鹽，然後一木箱饅頭，饅頭裡面摻了沙子，吃起來哧溜哧溜響，饅頭不限制，隨便吃，但是沒什麼營養。
剛進監獄時，我們帶了一些衣服，我還帶了溜冰鞋，托看守幫忙變賣，買了一點羊尾巴油，吃饅頭的時候抹一點，就有油水了。我們還買了葡萄乾和牛肉乾，牛肉乾捨不得吃，一年四次節日的時候，我們趁機給男監的同志，一人送5、6個牛肉乾。我們自己主要是抹點羊尾巴油，吃點葡萄乾。
一共有 150人被關押在那裡，除了我們這些蘇聯回來的路過人員，還有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我們呆了4年，出獄時只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犧牲了（毛澤民、陳潭秋、林潔如三位同志就被殺害），或者早就叛變了。1946年6月10日，經過黨的營救和張治中將軍的努力，我們才獲得自由，分乘10輛大卡車奔赴延安。7月10日到延安時，受到毛澤東、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領導的接見。
說實話，在新疆監獄裡，女同志沒有受刑，也沒有被拷打。我的一位獄友，沒有死在新疆監獄，後來卻死在了「文革」監獄裡。我沒想到中國人是如此的獸性，說她是叛徒，嘴裡塞布，手腳綁著，頭朝下，一上一下倒插進農村的茅坑裡，慢慢給弄死的。
我也蹲了10年的牛棚，每天吃一個窩頭，5分錢的菜，一個月12元錢。那時說我們都是叛徒，我則是「叛徒、軍統特務、蘇修特務、國民黨員」，說我們集體叛變、做了很多壞事，但是也具體說不出我們做了什麼壞事。我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裡上班，先被關在一個辦公室裡，上廁所，要敲門叫人來開門。有人就開，把我押到廁所去，回來再鎖上。沒人就得忍耐。我在牛棚裡蹲了十年，筆紙都沒有。睡在溫室大棚的草地上。每天吃飯以前要請罪，向毛主席鞠躬，鞠躬以後可以吃窩窩頭和五分錢的菜。
我沒有想到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國民黨整我們還厲害。很多新疆監獄的人在「文革」的時候都被整死了。包括我母親，就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的。
母親49年後先在婦聯國際部工作，然後擔任婦聯副主席，全國女工部部長，「文革」被逮捕以前在檢察委員會工作。她身體一直不好，關在秦城監獄裡。母親在監獄裡沒有名字，只有一個號碼，在新疆監獄的時候我們還有自己的名字，還有人格，但那時母親已經沒有了。我去看她的時候，叫了她的名字，她說，「你叫了我的名字？」我說，「是啊，不叫你的名字怎麼來看你？」她說，「這下糟了，他們知道我是誰，對我更不好了。」
我給周總理寫信，請求讓我母親保外就醫，但是保外就醫只有三天，她就去世了。
来源:本文摘自《文史參考》雜誌2010年第8期，口述：瞿獨伊 撰文：周海濱 原題：《瞿秋白女兒獨伊追憶父親：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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