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因寫作《大遷徙》被拘的作家謝朝平獲釋。他說經此一災，「變得脆弱了」。（CFP/圖）
因寫作三門峽移民史的報告文學《大遷徙》而被拘的作家謝朝平，在9月17日被釋後，於9月19日接受了南方週末記者採訪。在北京石景山區租住的房屋中，55歲的謝朝平神色倦怠。進看守所時剃光的頭髮剛長出來一些，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以前留的是長發。」
講起30天的牢獄生活，謝朝平好幾次流下了眼淚。「當天我就是在這裡被反銬著，一動也不能動，站了兩個多小時，手都要斷了。」謝朝平指了指雙人床邊的架子。
妻子李瓊說，牢獄之災讓老謝變脆弱了。謝朝平走出看守所時，和妻子緊緊擁抱在一起，這是夫妻倆幾十年來惟一一次在公開場合擁抱。
從9月18日晚回北京後，謝朝平一直在接受媒體採訪，「這次要感謝全國媒體與網民的幫助。」3個小時的訪談裡，他反覆地說這句話。以下是他的自述。
「是市裡領導讓他們來的」
我出來後，經常有人問我為什麼寫《大遷徙》這本書。這個問題也是辦案警察問過很多次的。我的回答是渭南的移民太窮太苦太可憐，渭南的個別官員太貪太腐敗太可恨。
《大遷徙》的內容，裡面涉及了三門峽庫區移民兩個核心問題：土地和資金，中央撥給移民的土地和資金沒有用到移民身上，而且年年在減少。我想這事關地方政府形象，自然會觸動一些人的神經。
但當時警察要來抓我時，我沒覺得有多大事。書收了之後，我鑽研過出版方面的法律，給新聞出版總署打過電話諮詢，也問過法律界的朋友，得到的意見是，如果是稿件有問題，雜誌社和作者承擔共同責任，如果是印刷方面，那麼責任在雜誌社。問完了就輕鬆了。
直到渭南警方提審我的時候，我才感到事態嚴重。我問他們，你們不怕辦錯案嗎？他們回答說不怕，錯了他們不負責，是市裡領導讓他們來的。
我認為他們的暴力執法很露骨。抓我的時候，手銬銬得很死，我左邊肩膀腫起來了，疼得要斷了。我向他們要膏藥貼一下，要了不下十次，也沒有人理我。
8月23日在西客站坐火車去西安。王鵬（辦案警察之一）押著我走了5個候車室，用很大的力量推我、搡我，感覺他想用這個方式來摧垮我的防線。我被銬在檢票口的鐵門上，銬了半個多小時。上火車的時候，他又要反銬我，我說手都要斷了，我不會跑，你不要反銬。王說這是執行任務。我急了，說你只要反銬我，我就撞死在牆上。說著退後了一步，準備往牆上撞。朱福利（另一辦案警察）過來抱住我，說老謝你別這樣。他把自己的左手和我的右手銬在一起，我們才上了火車。
「趴在牆上流眼淚」
我先在朝陽看守所的「過渡號」呆了3天，條件不太好，4個人共用一個飯盒吃飯。之後轉到臨渭看守所。那裡要勞動，磨冥紙。頭7天呆在一個號裡，一個監舍十幾個人一天磨兩捆，算是新手。後來又調到別的號，一天要磨十幾二十捆。
一般上午勞動到11點多鐘。下午就提審，有時候提審到7點多，回來就沒飯吃了。我大概總共餓了六七頓，現在提到饅頭就哭。有一次提審回來已經吃過飯了。大家都在「坐板」（記者注，看守所裡嫌疑人坐在通鋪上反思），我也坐上去。一個十七八歲的男孩爬過來說：「謝叔，你還沒吃飯吧？我就知道你沒吃，晚上一人兩個饅頭，我給你留了一個。」我咬了一口，淚流滿面，又覺得男人不應該哭，就回過頭趴在牆上流眼淚。
警察沒有對我刑訊逼供。但是他們不尊重人，搞人格歧視。他們提審我的時候，有的我不認識，我要看他們的證件，他們說：「你也不看看你的身份」。我說「總有一天，我們會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後來還是給我看了警官證。
在看守所也沒有什麼牢頭獄霸打我。但是裡面有規矩。新來的人要睡在廁所邊上，擦廁所、擦地。擦地要用一塊大抹布，弓著腰，撅著屁股成90度的姿勢。我有腰椎間盤突出，做了四次，腰都快斷了，衣服也濕透了。我就跪著擦。牢頭大聲喊：「不許跪！」後來我告訴管教，希望不要90度擦，牢頭就算了。我剛去那天，衣服一直是濕的，汗水泡得一股酸臭。
「提審時反覆問收沒收錢」
9月7日到9月12日，警察開始密集提審我。問的一直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收沒收錢，第二個是書送到渭南後給移民代表寫「領條」的事。我想他們是找「非法經營罪」的證據。
我說錢我一分沒收，我還倒貼了十幾萬，我去渭南採訪吃飯一次都沒讓移民掏過錢。「領條」的事我反覆想，想起來了，6月26日晚上我們幾個人等書運到渭南，大家提議寫個「某某收到《大遷徙》多少本，應付某某多少錢」的領條。我從電腦裡列印出來，但當時人很多，誰拿走了我不知道。不過，我確實想著要有個「領條」。
事後得知，9月13日檢察院就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決定。但當天我不知道。那天來了兩個檢察官提審，都是業務尖子。問的問題很刁。
9月15日第二次提審我的時候給我看過一個文件，好像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是列印出來的。說「有一個問題，你迴避不了」。
這個「問題」就是1998年最高法院有關非法經營罪的司法解釋（《關於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我看了之後，就覺得在印刷程序上確實有問題。火花雜誌社的印刷函件本來是交給河南一家印刷廠，約定印數為一萬餘冊。後來改在廊坊一家印刷廠複印，印數定為兩萬本。我提出要換一個函件，雜誌社說趙順印書，不用改。趙順是這家印刷廠的老闆。
所以，當天我表示：「司法機關要追究，在沒有渭南權貴干預的情況下，我願意接受公正的處理。」檢察官讓我給檢委會寫封信，我寫了，說自己沒有謀利的意圖，即使是違反了法規，也是初犯。後來在9月1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對我取保候審的原因就有這一條，說我有悔意。
「我變得脆弱」
當時我雖然在裡面，但知道外面的輿論在關注我。因為警察提審我的時候說「你老婆在外面搞動作」。
但當時覺得前景不樂觀，我作好了判刑的準備。9月17日上午，檢察院來提審我，我以為要「轉正」，就是要在逮捕證上簽字，我準備了個紙條，想在逮捕證上寫下這樣的話：總有一天，歷史會審判炮製這張逮捕證的人，利用司法之手辦案件的腐敗權貴及他們的家丁，一定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但是檢察院的人問了兩個問題就走了。我很沮喪，沒有結果，也看不到希望，還不如「轉正」了，也安心了。
當天下午，管教通知我收拾東西，我問：「是要轉號嗎？」他說「是釋放你」。我不相信，問他：「你開玩笑吧？」同屋的嫌疑人都為我高興，有一個人還幫我剃了鬍子。我把衣服和飯卡都送給了同屋的犯罪嫌疑人。
我從看守所出來了，但我變得脆弱了。一是提起饅頭就哭，二是想到我老婆就哭。我最忘不了的是我被押進電梯裡，老婆追出來看我的眼神，彷彿凝聚了全世界所有的淒慘和悲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