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移民來到加拿大，要重新做專業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職場上生存發展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加拿大重新讀書考牌照，是重歸專業的較快捷可行通道，很多人經過這個途徑，重新駛入了事業的快車道。
對於一般的技術移民來說，做回專業工作已經是個不小的目標了，朱海瑩做的卻遠遠超出了這個標準。移民十幾年的她現在已是著名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領導著一個30人的團隊。
回憶起自己來加拿大後的職業生涯，朱海瑩覺得最願意分享的是，因為語言不能與當地人相比，一定要多看多做，還要注意觀察別人是怎麼做的。在專業領域知道得比別人多了，自然就胸有成竹了。
萬事起步難
朱海瑩是1996年下半年移民來溫哥華的，她從北京來，過去是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當時溫哥華工作不容易找，即使是找餐館工，人家也問你有沒有經驗。
「你不給我經驗我哪兒有呢？」朱海瑩想。終於，一家餐館請了她，她在那裡工作了半年。她是一邊打工，一邊在找工作。
在加拿大，專業會計師資格有三種：CA、CGA、CMA。因為她對以後發展方向的計畫是，要到會計師事務所工作，CA證書是必須的，所以她只能考CA。找工作就要找有CA培訓資格的公司。
那時候網上數據沒沒那麼豐富，她就到會計師協會，把所有符合條件公司的名單拿到了，一個個發簡歷、打電話。雖然她發了很多簡歷出去，但只有零星的回音，然後就沒下文了。她想：「A to Z (從頭到尾)的電話都打了，這麼多公司，沒有要我的嗎？」她也看報紙上的招聘廣告，發簡歷過去。
後來，一家她以前打電話聯繫過的公司讓她去面試了，終於有公司要她了。這是一家西人開的小型會計師事務所，有30人左右。朱海瑩對收入多少沒有要求，她只是想到有培訓CA資格的公司工作，同時準備考CA。
朱海瑩做事非常有效率，1997年開始考CA，1998年，她拿到了CA證書。
剛到溫哥華的時候，朱海瑩像很多技術移民一樣，遇到了英語的聽和說的問題。在國內，她在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工作文件用的是英文，所以書面英文沒什麼問題。來溫哥華後，她看英文新聞聽不太懂，就將新聞錄音反覆聽，再看本地的中文電視，知道新聞內容後再看英文的新聞。
笨鳥要先飛
為了聽懂當地的口語，她還聽電臺的脫口秀節目，經常聽，英語提高得很快。
一個偶然的機會，朱海瑩認識了另一家更大公司的合夥人，他們在做中國項目。這時候的朱海瑩，已經是CA了，對中國和加拿大的會計都很熟，就轉到這家公司工作了。後來，這家公司與安永合併，朱海瑩就成為安永的員工了。
在安永之前的那家公司，朱海瑩已經升職為高級經理了。在安永工作幾年後，她升為合夥人，管理做中國業務的團隊。
為什麼在西人大公司可以一路上升，朱海瑩有沒有遭遇別人一直提起的「玻璃天花板」呢？在別人看來很聰明能幹的朱海瑩，分享的經驗是「笨鳥先飛」。
她說，語言上不如人時，一定要多做事情。對會計方面的政策、準則，她一頁一頁地讀，問任何事情她都能夠回答得出來。與會計相關的常用東西她也都讀了。因為對業務瞭解得全面，人就有了自信。
對工作，她也抱著學東西的想法，別人不願做的工作她都做，把工作當成學習的機會。
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就像一個大學校，工資是固定的，做得多在她看來並不是吃虧，而是積累經驗。很快，幾乎所有類別的項目她都做過了。
業務能力全面，是她一路上升的基礎。
升職，不僅考慮技術，還要有社會活動能力，具備領導才能。大公司有很多同事間的社交活動，如果每個都參加，她沒有興趣和時間。朱海瑩就有選擇地參加自己感興趣的活動。參加公司的活動，可以與同事直接接觸，對互相瞭解有幫助。
在西人的公司，一樣需要良好的人際關係。她自己領導的中國業務團隊，也關係融洽，大家經常要一起出差到中國。有時過春節，也是在中國，他們就一起吃團年飯。
談到 「玻璃天花板」的問題，朱海瑩說，在加拿大，不僅少數族裔會遇到這個問題，當地的白人女性一樣會遇到。在世界500強中，女CEO佔的比例也不高。安永是個包容性很強的公司，提倡不同文化、膚色的融合，在溫哥華公司的13個合夥人中，有兩位是女性。
朱海瑩說，人是有潛意識的，所以不可能有絕對的平等。但個人如果要謀求發展，就要有意識地表現自己的優勢。觀察別人怎樣做也是一種學習的方式，她以前的老闆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她的體會是，每個人都不能照抄別人的做法，要做自己，大家有不同的長處和優勢。有人能說，有人不那麼能說。另外，誠信是最重要的質量。
中國人需要注意的是，西人很直率，說話不繞彎，與西人共事不要太謙虛，是什麼就說什麼，否則會顯得不太自信。另外，在開會時要敢於發言，表達自己的意見，也讓同事注意到你。中國人喜歡埋頭苦做，在加拿大要學會表現自己。
朱海瑩會觀察別人，「偷師」學習。
她說，過去的老闆就是很好的導師，讓她學到了很多東西。
「做一件事情，就要把它做好；在一個位置上一天，就要干好它，否則別到這個位置上來。」朱海瑩說。
在她看來，在職場上闖出一條路來，沒有快捷方式，只有用心、努力。「花多一些時間，每一分鐘都有回報。」她說。平時要把自己裝備好，機會來了才能接到。有的事情是上帝控制的，人對此無能為力；有的事情是人自己控制的，把這些事情盡力做好，就不會後悔。
「我不能這麼生活下去了」
記者採訪嚴俐的這天，正是她的休息日。在她家附近的咖啡館，記者見到了她一家4口。她女兒10歲了，兒子只有兩三歲。她丈夫很健談，說起嚴俐，表現出一臉的佩服。
5年前，他們一家三口在多倫多落地，為了維持生計，像很多技術移民一樣，嚴俐和她的丈夫來加拿大後打了一段時間的Labour工（勞工）。
嚴俐在中國是做婦產科醫生的，來加拿大後，還想做相關的專業工作，就邊打工邊複習。不久，一件事情給了她很大的觸動。嚴俐在 40到50公里以外的的一個汽配廠找到一份工作，因為沒車，她坐一位工友的車去上班。
不巧的是，上班當天，這位工廠中她唯一認識的工友被解雇了，她下班後就回不了家了。這時丈夫在另外的地方上夜班。她給丈夫打了電話，就一邊等丈夫下班後來接她，一邊哭。直到深夜12點，丈夫來接她，看到她還在哭。
到現在，嚴俐回憶起這段經歷時都眼含淚光。那天她對丈夫說：「我不能這麼生活下去了。」雖然一邊打工一邊學習更安全，但可能就會這麼得過且過地混下去了。她知道如果破釜沉舟，有可能在付出後什麼也得不到，但她還是在第二天就辭了工，把自己「逼上樑山」。
嚴俐非常感激丈夫的理解和支持。丈夫在國內是做大學教師的，為了保障家庭開支，就一直做Labour工，嚴俐則回家專心複習。
重新定位考助產士
如果想在加拿大重新做婦產科醫生，要走的路就比較複雜。需要考很多試，考過後還要再做四五年的住院醫生。重新做婦產科醫生，至少要花五六年時間。嚴俐不想花太多時間，既要實現自己的價值，也需要向生活做一定的妥協，因為她需要養家。
有段時間，嚴俐不知自己應該往何處走，就申請了麥吉爾大學的博士後、5所院校的護士專業，還申請了助產士課程。拿到各個學校的Offer（錄取信）後，她經過比較，選擇了做助產士。
助產士的專業與她原來的婦產科醫生相關，但屬於短平快的項目，每年12萬到18萬的稅前收入也比較理想。屬於醫生和護士之間的一種工作。她也希望快點做專業工作，能夠有時間享受家庭生活。
考助產士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從來沒有被考試難倒過的嚴俐英語口語第一次沒通過。她是中國醫科大學的本科碩士連讀畢業生，還曾在瑞士日內瓦做了一年互訪學者，在一點也沒複習的情況下，考託福考了277分（300分滿分）。
但是口語沒過，卡在口音上，因為助產士要直接與當地病人交流，見一個病人，要不停地說30到45分鐘，口語必須純正。她就專門花錢找老外練口語，每星期兩次。準備了一年後，又上了一年課，嚴俐拿到了助產士的執業資格。
嚴俐算是順利的，2005年登陸，2007年就開始讀書，2008年就拿到助產士的證書了。但即使這樣，作為新移民和兩個孩子的媽媽，她也經歷了很多艱辛。
在她的兒子剛剛出生後一個星期，她就開學了。冰天雪地中，剛考到車牌的丈夫開上車，帶著剛出生的兒子，跟嚴俐一起去上學，兒子在車上不停地哭。
嚴俐上課，丈夫就抱著孩子在學校的咖啡廳裡等，嚴俐一下課，就來給孩子餵奶。頭半年，一星期上兩天課，然後就考試。作業特別多。下半年，就開始實習了。
有次實習是在倫敦，他們住的地方與多倫多有兩個小時的車程。那天下著大雨，天沒亮嚴俐和丈夫就起身，丈夫開車送她。好在那時候丈夫正在拿EI（失業保險），有時間。
自己開診所
考慮到溫哥華華人比多倫多更集中，華人更需要嚴俐這種講國語的助產士。嚴俐在多倫多做助產士一年後，就舉家遷到溫哥華了。她現在與幾位助產士合開診所，與一些大醫院有合作關係。
做助產士，讓嚴俐體會到了很大的滿足感。她在全程幫助產婦的過程中，與很多產婦成了朋友，她收到很多寶寶的照片，有的家庭在孩子一歲生日時，還電郵照片給她。
「助產士的服務很人性化。」嚴俐說。這種服務在加拿大的中產階級家庭被廣泛認可，也屬於醫療保險的範圍之內。比起婦產科醫生，助產士更注重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注重生育本身的自然過程。找助產士，不用等待，提問的時間長，問題都可以得到詳細解答。
助產士對每個產婦的情況都很瞭解，而且24小時接聽電話，在產婦要生時隨時趕去陪伴生產。如果發現產婦有問題，就第一時間通知婦產科醫生。
嚴俐說，有人喜歡在家裡生，助產士就帶上全套的設備到產婦家裡。產婦可以選擇生產的姿勢，比如，可以用蹲式，還可以在水裡生產。有一次，一位產婦宮口不開，嚴俐建議她到浴缸裡生，到水裡後，產婦放鬆了，宮口就開了，後來自然分娩了孩子。
說到工作的辛苦，嚴俐說，昨晚有人生孩子，晚上10點去陪產，今天凌晨3點開始接生，生了兩個小時。
生活不規律是做助產士的特點。過去在多倫多，嚴俐是對每一個病人全程跟到底；來溫哥華後，她與其它幾位助產士合作，大家輪流出診，都很熟悉病人的情況，也不會太疲勞。
談到在較短的時間做回專業工作的經驗，嚴俐說，語言能力很重要。她的經驗是從早到晚聽英語廣播，不懂的東西就記下來，晚上查字典。另外，她覺得適應能力和韌性對於技術移民來說很重要，因為會遇到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難。
敢於挑戰自我
2003年移民來加拿大的Eric，在剛落地的半年，學英語、考駕照，適應當地情況。之後，他打了幾個月Labour工，給一家批薩店送餐。
2004年，他到新移民服務機構找職業顧問（Case manager）諮詢，職業顧問分析他以前的工作經驗，建議他考地產評估師。他上網查了評估師的認證辦法，知道了應該到UBC去學相關課程，如果託福達到一定分數，就可以上課了。他的英語底子還可以，複習一段時間後，就考過託福了，開始在UBC上課。
學習期間，他就開始在評估公司找工作，因為初級的工作不必非得拿到評估師證書。面試幾次，沒有成功。又聽說政府的房地產評估公司在招人，就去應聘了。經過兩次面試、一次筆試，他得到了這份工作。
談到面試的經驗，他說，在政府機構面試比一般公司容易一些。私人公司面試，老闆對你的印象很重要，新移民的英語往往不如當地人好，氣氛死板，幽默感不強，不能拉近與老闆的距離，往往不被錄用。而政府面試有幾個人參加，面試也需要打分，有很多項，即使溝通分數不高，也不影響其它方面的分數。除了面試，還有筆試，所以相對來講，政府工的招聘標準，不取決於個人好惡，比私人公司面試公正得多。
他說，對於在評估公司工作來說，評估師證書並不是必要的，如果升職，這個證書才必要。雖然，他認為華人屬於少數民族，英語是弱項，雖然不影響工作，但要升職就難了。不過，Eric還是決定把證書讀出來。來評估公司上班後，學費就由公司出了，現在，他快拿到證書了。
Eric算是有效率的，移民兩年就進入了政府機構，開始了專業工作。現在，與他差不多時間來的朋友，大多找到專業工作了，只有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的朋友還在打Labour工。
不能滿足Labour工
談到自己比較快做回專業工作的原因，他說：「我一開始就沒放棄找專業工作的念頭。」
在批薩店打工時，Eric覺得工作不累，但收入低。老闆是印度人，請了兩三個廚師，每天在餐館裡忙來忙去。他知道幫餐館送餐不是長久之計，他說：「我來加拿大不是為了打Labour工的。」等到決定上評估師課程了，就把批薩店的工作辭了，專心在家學習。現在，Eric打政府工，福利好，一切都上了軌道，在加拿大又生了老二。老大11歲，老二1歲。
Eric堅決要做專業工作的態度也影響了朋友。在Eric考託福時，一位比他早來的朋友也醒悟到不能滿足於Labour工了，就考了GRE，上了研究生。現在也做專業工作了。
工作外交流是難點
工作環境中很少中國人，Eric覺得工作交流不是問題，寫東西感覺稍微難一些，但還是可以準確溝通。
難的是工作以外的溝通，比如與同事一起吃午飯，就缺乏共同語言。工作不久他還發現，與同事的工作方式不同。在Eric進入公司的第一年，公司有了新系統，因為他是新人，對新系統比老員工適應得快，公司有一個項目就交給他做了。他當時是盡力去做了，但做完後感覺項目有點不了了之的感覺。後來，他總結髮現，自己做項目時，與領導同事交流不夠，光是頂頭上司知道他的工作，其它同事不知道他在幹什麼，也不知道他幹得怎麼樣。他說，不能光是埋頭苦幹，應該多與同事交流。
現在，他可以分清楚什麼是日常工作，什麼是項目了。「一切都要自己去適應。」他說。
還是新移民時，Eric只關心找工作，對社會新聞不關心。到評估公司工作後，他才開始關注政府的政策、條例，關心社會是怎麼運作的。他覺得，如果在到加拿大以後，就關心這些東西，就會對這個社會更瞭解，不用工作後從頭「惡補」了。
来源:加拿大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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