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先生在《南方都市報》其個人專欄上發表挺郭德綱的文章,被網友以多個題目在網際網路上各網站瘋傳,讚美《南都》卻冷落了他。黎明就此撰文《當我們不再讚美媒體的勇氣》說:讚美敢言媒體、冷落文章作者很「不合常理與人情」。
黎明分析指出:「媒體光榮或良好聲譽,是生產作品的記者、編者、作者製造出來的」,可這在當代又是很「理性選擇」的結果,因為權力以「政治標準」切割式鉗制和干預傳媒,多數媒體明哲保身地「戴著鐐銬跳舞」,失去擔當輿論監督之社會責任的職能。為郭德綱維權的媒體鳳毛麟角,使社會中真知灼見無法現於傳媒,形成了群言和網語水平遠超傳媒界、媒體膽識不如普通人的局面。媒體普遍具有敢於擔當的勇氣,是中國社會進入和諧與族群智力飛躍的標誌。
黎明說的不乏道理,卻很不清澈陽光。他不乏道理的是:指出媒體「戴著鐐銬跳舞」是權力以「政治標準」切割式鉗制和干預傳媒的結果;不清澈陽光之處是:將媒體的膽識視為中國當今社會不和諧與族群智力低的關鍵所在。也就是說,黎明以為,傳媒界對權力的干預,只要多些《南方都市報》和敢於擔當的勇氣就夠了,處理作者的意見分歧時沒有壓制和偏袒地「意見多元,取捨由人」,公眾就會轉向去欣賞更有智慧和風采的文章,作者就不被冷落了。真是這樣嗎?並不是。「權力鉗制和干預傳媒」這句話很模糊,清澈陽光地說,是指中國共產黨控制政府,通過國家權力以各級宣傳部確立的「政治標準」管制傳媒「和諧」社會,多數媒體才會明哲保身地「戴著鐐銬跳舞」,為郭德綱維權的媒體才鳳毛麟角。
共產黨控制政府管制媒體,真是為了社會和諧嗎?當然不是。兩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晚期,鄭國正卿子產實行將刑法向民眾公開、嘉獎生活儉樸的人等政治改革,遭到貴族利用可以在鄉校議論國家政治的傳統予以批評,有官員建議關閉鄉校不使它擾亂人心(以免破壞社會和諧),子產拒絕這樣做,說:「關鄉校堵嘴巴說話猶如筑河堤堵水,河水決堤死傷人會更多;不如讓鄉校開著讓人說話,這樣意見就細水長流般的可以化作醫治國家疾病的良方。也就是說,如果真是為了社會和諧,共產黨不僅不需要鉗制和干預傳媒,而且理應學習子產開放言論。
那麼政府以共產黨的政治標準管制傳媒究竟是為了什麼?是為了共產黨絕對掌控政權,利用國家權力將自己化作絕對真理,從而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這就是說,共產黨並沒有簡單地將自己視為共和黨、民主黨、國民黨、民進黨之類的執政黨,而是將自己視為一個非常特殊的黨,雖然跟各種黨一樣食人間煙火,也打嗝放屁犯錯誤,卻是一群孫悟空似的神猴進化來的宗教黨,代表著人世間最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洞悉中國和世界發展的根本方向和規律,必須無條件地永遠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為了人民不重新回到舊中國受罪而管制媒體。
共產黨是這樣辯證思維的:國民黨在中華民國不可以管制媒體,因為國民黨管制會妨礙共產黨宣傳馬列主義真理創建新中國;而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必須管制媒體,因為共產黨管制會有力阻制唐子之流危害國家安全的壞人利用媒體攻擊黨和政府顛覆新中國。共產黨這種詭辯戲法,完全變異了媒體的社會作用。
媒體,即報刊雜誌、電台電視臺、出版社和網路網站等,在現代社會主要是一個依照憲法和法律發布消息、傳播知識、開啟民智、培育公民的文字、圖片和音像的信息平臺,所以政府絕對無權為任何一個黨管制媒體以維持這個黨的絕對權威和永久統治,只能依照媒體法制約媒體具體的不能隨意解釋的違法犯罪行為。比如紅星中國60年來《人民日報》未經法庭審判就給地主、資本家、教授、學生、官員、法輪功學員安放各種罪名代替法院預先審判,這就需要政府阻制。但這不是政府以無法無天的某黨強權管制傳媒,而是依照明確良善的法制行政。
但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裡以共產黨的強權管制傳媒,將媒體變成共產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宣傳部以前後矛盾、顛倒黑白(是非、善惡、正邪)的各種各樣的「政治標準」領導人的思想的學校及電腦、音像製作公司,將以儒道佛的價值觀為道德標準的華夏子孫改造成馬列主義鬥爭思想為精神靈魂的共工部民:不再和為貴,而是魯迅橫眉冷對儒家禮教父母、男女與國民黨似的,對待所有共產黨以工人階級名義或者以新中國名義確定的各種守法人員,比如打罵鄉紳、法輪功學員。一句話,本來依法自由興辦的媒體,其信息平臺的作用在共產黨的強權管制下,將人腦當作電腦、磁帶、影碟處理,變異成為將人當作產品製造的工廠。
中國大陸的媒體的路在何方?這決不是黎明《當我們不再讚美媒體的勇氣》文章所說各媒體要有學習《南都》的勇氣這麼簡單,而是由共工部民的學校及電腦、音像製作公司,回歸中華民國在大陸時代和如今臺灣的文圖、音像的信息平臺。回歸這個平臺,又由於各媒體彼此之間可以依法競爭、多元並存,則又必然恢復輿論監督政府官員違法犯罪和揭露政黨領袖搞邪教的社會責任。
因此希望媒體普遍勇敢些的黎明,其實路在自己腳下,即我們每個人都要比現在更勇敢。黎明先生在《南方都市報•黎明專欄》上發表文章,權力以「政治標準」切割式鉗制和干預傳媒之類話語要明確為「共產黨強權管制媒體」。這就需要再勇敢一點。這樣每個專欄作家進而每個時評作家、每個作家都這樣再勇敢一點,就會帶動每個中國人都在各自的基礎上再勇敢一點,強權就管不住媒體了。現在並非媒體膽識不如普通人,而是共產黨強權管得住媒體管不住普通人。共產黨有能力把每個勇敢的媒體都關閉了,卻沒有能力把每個普通人都監禁,甚至堵不住勇敢譴責共產黨的強權、維護公民權利的普通人的百分之一張嘴巴。如果14億共工部民有1400萬張普通的嘴巴能再勇敢一點,哪個媒體還會沒有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