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顯惠作家，甘肅東鄉人，1946年生於蘭州。1965年赴甘肅生產建設兵團安西縣小宛農場勞動，1971年入甘肅師範大學數學系就讀，1975年於甘肅省農墾局酒泉農墾中學任教，1981年調往河北省大清河鹽場工作。1988年成為天津市作家協會專業作家，現居塘沽。著有短篇小說集《夾邊溝紀事》、《定西孤兒院紀事》，並以後者獲選本報書評週刊2007年度圖書，亦曾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獎等多種獎項。
許多地方有著隱秘而慘痛的歷史，然而很少有像夾邊溝這樣的地方，沉澱了太多的亡魂，卻因一位作家堅忍的寫作而得以揭開面紗，昭告世人。做這件事的人叫楊顯惠，他尋訪了一百多位夾邊溝農場的倖存者，寫出了《夾邊溝記事》；他又找到了150多位定西地區經歷飢荒的孤兒，寫出了《定西孤兒院紀事》。如今，他的新作《甘南紀事》正在上海一家文學期刊連載。他說甘肅的故事一輩子都寫不完，可是那段歷史的見證者正在一個個死去，再不抓緊時間，就沒有故事了。
親歷
狗都餓得爬不起來了
我祖籍在甘肅東鄉縣，到我父親那輩人已經來到蘭州，我就是在蘭州長大的。飢荒年代，城市裡還算不錯，基本能保證不餓死人。1960年前後我在上初中，每月口糧30斤，到高中時變成32斤。1970年趕上工農兵大學生第一屆招生，我在甘肅師範大學念數學系，每月還有30塊錢的工資。為什麼學數學？名額就是數學系的，你要不想上，有的是人想上呢。
在師大有個農村來的同學，跟我同歲，後來當了我們班的黨支部書記，我們倆去搞過兩次「外調」———在快畢業的時候，學校就會收到有些地方寄來的舉報信，說某某學生家庭有問題，有過什麼歷史污點之類的。因為當年工農兵學員都是推薦上大學，僧多粥少，肯定會有人認為推薦不公平。系黨支部要核實這些舉報信的情況，就派我和這個同學去基層調查，我們跑了兩次，一次去武威，一次去定西。
那是我第一次到定西地區，我同學家在定西的通渭縣，1975年的那天，在縣城裡，他說我們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你跟我回趟家吧。我們就往他家走，沿著山路到離縣城很遠的村裡去。到了他家，我很吃驚，太窮了，連一間房都沒有，就是拿土塊壘的拱形窯洞。他們全家只有一床被子，當天晚上我和他還有他弟弟，三個人睡在炕上，合蓋那一床被子。他母親和衣睡在廚房裡，他父親吃過晚飯就出門了，我想可能是去親戚家睡了吧。
這同學就給我講，他家在1960年飢荒的時候拆掉了房子，木頭都換了糧食吃。他親生母親當年餓死了，現在這個是他繼母，他還有個妹妹也餓死了。沒有食物，他就出去流浪了兩三年，直到飢荒過去，十五年了，他家還是住在窯洞裡，蓋不起房子。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村裡轉悠，走到生產隊的麥場上。他指著一堆麥秸說，昨晚他父親就睡在這裡。
然後走到一個院子門口，他說這裡住著一個朋友，我們去看看。我見有只黃狗在地上臥著，就說你先過去，把這個狗抓住，不然狗認識你，不認識我，咬我怎麼辦。他說沒關係，這狗不咬人。我看他說得肯定，就走過去。
經過那隻狗旁邊的時候，狗抬起頭，看看我，又趴下了。
我們走進院子。他說：你知道那狗為啥不咬人？
我說：為啥？
他說：狗都餓得爬不起來了。
往事
田間聊天遭遇夾邊溝
那已經是1975年了。我估算一下，這個同學家裡所有的東西加起來，也值不上我兩個月的工資。他們吃的是人民公社，憑工分能分到一點糧食。你知道一個工分多少錢嗎？一個人勞動一天，掙十個工分，換算下來等於兩分錢。你家一年吃了多少糧食，用了多少柴火，會計都有記賬的，到年底公社結算，你勞動掙的錢還不夠吃掉的錢。
那兩天給我印象太深了，所以1979年我寫第一個短篇小說的時候，就寫上了這段見聞。那篇小說題目叫《隴上七月》，後來發表的時候，雜誌編輯覺得「隴上」太刺眼，一看就是寫甘肅的，就給改成了《七月裡》。
但是此後，我一生都在寫甘肅。我1988年至今都住在天津，可是二十幾年來我從沒寫過天津，我沒有思考過現在的城市生活，覺得光是寫甘肅，寫農村，寫歷史，這輩子可能都寫不完。到農村去，貧困是明擺著的事實，但在學校裡我們不知道。我以前光知道1958年到1960年這段時間鬧飢荒，餓死人了，沒想到直到1975年他們仍然吃不飽。2003年我重返定西調查孤兒院的情況，問過那裡的老人，什麼時候才吃飽肚子了？老人們說，大概是1981年到1982年，土地承包到戶以後。頭一年承包了還不行，因為土地在集體經營時代已經貧瘠至極，要經過一兩年的農民自主耕作，糧食才能打下多一點。
師大畢業以後，我又回到農場當教員，有一回帶著學生去勞動，碰到好幾年沒見面的農場場長。我們在田間地頭聊天，他就給我講起了夾邊溝。
夾邊溝在酒泉境內，沙漠邊上，最初這裡建立農場，是因為有一小片鹽鹼地，開荒出來的話能養活四百人。咱們國家解放後關押了很多在國民黨政府工作過的舊職員，罪行嚴重的槍斃了，罪行輕的就判刑。到上世紀50年代有些人刑滿釋放，不能讓他們到城市去，怎麼安置呢？就成立了一些「就業農場」，夾邊溝是其中之一。
只能養活四百人的鹽鹼地，來了三千多右派，於是很快就缺糧。對外告急沒有用，全國都在鬧飢荒。那時候勞教其實比坐監獄還慘，監獄有國家調撥的囚糧，勞教農場只能自己種糧，種不出來，就得餓死。
後來我多次到夾邊溝實地探訪，那種艱難的生存環境，確實超乎想像。零下二十幾度的冬天，沒有任何辦法取暖，人們住在「地窩子」裡。我當知青時也住過這種地窩子，就是地下挖個坑，拿大圓木架在坑上做梁，再找點草蓋上，人就睡在坑裡。1959年夾邊溝農場的人均糧食定量，由每月30斤降到20多斤，到1960年降到15斤。長期吃這麼少，勞動強度卻很大，誰也耗不起。
追問
他們為什麼不逃走
人在餓到不行的時候，不會逃跑嗎？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一是社會控制嚴密。現在我們有身份證就可以到處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你到哪都會碰到查戶口的，要是沒有單位介紹信，你去外地找不到工作，連旅館都不給你住，飯店都不賣飯給你。其二，右派們很多都是國家幹部，他們的想法是，在農場裡好好改造，幾年後釋放回家，還能找個工作。不能為了逃避現在的困難，變成失去身份的人，一輩子流浪。
況且，就算真想跑，你也未必跑得出去。我講個真實的故事吧：定西地區通渭縣和鄰縣交界的路上，當年設有一個哨卡，幾個民兵守著。一天來了一家人，是夫妻倆帶著幾個孩子，說餓得不行了，想到鄰縣去。民兵們就給攔住了，說你們回家去，並且派一個民兵押送這家人回去，我們暫且叫他民兵甲。哨卡上有食堂，民兵甲就用口袋裝了幾個饅頭背在身上，準備把這家人送回去，再把饅頭給他們。
一行人就這樣上路了。過了兩三個小時，民兵甲回來了，饅頭還背在身上。別的民兵就問他：怎麼這麼快？
唉，走到一個山樑上，他們說沒力氣，坐下歇會兒，說什麼也不走了。我沒辦法，就回來了。
那你怎麼不給他們饅頭呢？走不動了就吃饅頭嘛。
哎呀，我忘了。民兵甲說。
這件事是當時在場的另一個民兵後來講給我的，就叫民兵乙吧。過了兩天，民兵乙走這條路去辦事，就看見那一家人還坐在山樑上———他們坐下去就沒起來，大人孩子好幾口，全都餓死了。
在一切不能以常理推斷的年代，有餓死的，也有撐死的。夾邊溝有個右派，趁麥收時到地裡偷吃生麥子，吃完還喝了開水，結果到晚上，麥子在他肚裡發酵脹大。他翻滾號叫了一夜，還是死掉了。第二天，管教幹部召開批判大會，指著他的屍體說：「這種人不服改造，挖社會主義牆腳，現在自取滅亡！」這個右派的老婆就在現場，都不敢哭出聲來。
夾邊溝
地名，位於甘肅省酒泉市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巴丹吉林沙漠是世界四大沙漠之一，總面積4.7萬平方公里。夾邊溝曾經有一個勞改農場，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大飢荒年代，近三千名右派份子被關押在這裡勞動改造。
調查
那個苦難的年代
我再講個故事。有個生產隊，隊長是從外村派來的。當大家飢餓的時候，知道隊裡倉庫還有一點糧食，村民們就跟隊長說，大夥兒餓得不行了，你把糧食分點，給大家吃。隊長說不行。村民們想來想去，一定要想辦法把糧食分了，怎麼分呢，就決定把隊長打死。
有一天隊長從村外回來，路過生產隊的羊圈。幾個村民就在羊圈裡待著，有人出來喊隊長，說你進來一下，我們有點事跟你說。那時候隊長已經覺得村民們對他不太友善了，所以走到哪手裡都提著一根鐵棍。隊長就進了羊圈，但是他警惕性還是不高，對方好幾個人呢。隊長和他們講話的時候，背後就有一個青年，拿根繩子突然套住隊長脖子，然後一使勁，把隊長扛起來，就勒死了。
那天下著雪，羊圈後面山谷裡有個水衝下去的深坑，我們西北人把這種地方叫「窟泉」。幾個村民就把隊長的屍體扔進了窟泉，然後把羊趕出來，在附近亂踩一通，破壞現場。可是公社裡本來通知這個隊長第二天去開會，隊長沒去，公社就派人來找。雪地裡有隊長留下的腳印，到羊圈附近就變得亂七八糟，雜亂的痕跡一直到窟泉邊上。最後，隊長的鐵棍找到了，繼而窟泉裡的屍體也被發現。那幾個村民就承認打死了人，糧食也分掉了。
省裡的工作組下來，要抓人判刑。可是抓誰？最後就抓了用繩子勒隊長的那個青年。抓走還沒判刑呢，青年就餓死在監獄裡。
那時候每個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孤兒院，有的不叫孤兒院，叫幼兒園。很多家庭，父母餓死了，剩下孩子，聽說孤兒院管飯吃，大點的孩子就自己跑去，小孩子就有好心人給送去。可是孤兒院也吃不飽，孩子們還是大量死掉。有些孩子平時吃慣了草籽、樹皮，突然到孤兒院裡吃上了白面，腸胃適應不了，上吐下瀉，也就死掉了。很多娃娃脖子細得撐不住頭，坐著坐著就倒下去。
我在農場當教員的時候，就聽說附近還有個飲馬農場，那裡有個連隊，都是從定西地區來的孤兒，是農場到定西孤兒院招的農工。2003年我寫完夾邊溝，準備寫定西孤兒的故事，就到飲馬農場去尋找，認識了一個當年的孤兒。他給我講，他們那個大家庭五十幾口人，1960年以後剩下11口。這個人同意給我帶路，連續三年時間，我訪問了150多個定西孤兒。他們如今大部分都是農民，依然貧窮，有些是國家安排工作，當了工人，現在也處於下崗狀態。
右派群體現在的狀況也差不多，我調查到的一百多人，也就十個左右屬於上層右派，原本是縣級幹部，摘帽以後還回去當幹部。大部分右派就是小學教師之類的普通職員，這些人在1958年之前每月工資三四十塊錢，或者高一點到五六十塊錢，1978年以後給他們恢復工作，還是每月幾十塊錢。他們的人生，有20年時間在農場度過，恢復原工作幹不到三五年，也就該退休了。等到改革開放，全國人民的工資都上漲，咱們掙兩三千的時候，他們的退休金也就三五百塊錢。
現在夾邊溝漸漸變成了公共話題，很多書也陸續出來。我覺得，如果以後還有人下工夫去研究的話，夾邊溝問題的餘地還很大。但是要抓緊時間了，十幾年前我開始調查的時候，估計倖存者應該有二百多人，現在活著的還有沒有一百人，我不知道。再過些年，可能他們去世的會更多。沒有親歷者在世，就再不會有故事，夾邊溝就要變成純粹的學術問題了。
變化
正在消失的傳統
至於我自己，我現在不寫飢荒了，作家不能總是重複自己。我正在《上海文學》連載《甘南紀事》系列，寫的是甘南藏區牧民生活，寫他們的傳統價值觀，和現代化前進的腳步。甘肅南部和北部的自然環境差異非常大，甘南很美，山青水秀，民風淳樸。
這幾年我總是跑甘南，和藏民一起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在變化，比如吃飯，除了傳統的蕨麻米飯、青稞炒麵、酥油奶茶之類，他們也開始吃漢族人的饅頭、烙餅、麵條。服飾方面，他們平時也都是夾克西裝。傳統的習慣慢慢淡化，但他們內心還是保留著民族的特性，在社會轉型期，我覺得這都是正常狀態。比如兩個年輕人打架，動了刀子，打死一個。他們不會立刻報警，藏民的處理方式是，首先由雙方家族出面，寺院管理委員會主持談判，談出一個賠償的命價，比如20萬塊錢。兩家人協商同意的話，就不去法院了，賠錢了事。可是有時候法院知道了就不讓，法院覺得你殺人了難道法律管不著你？就去把人抓掉。
去年我寫了個短篇小說《恩貝》，講的就是這種故事。兩個男人因為偷牛的事情打起來，打死一個，活著的被抓起來，他家人就去找死者的家人，說我家給你家賠命價，你們去公安局說說，讓他們放人吧。結果公安局不聽，把殺人的判了個死緩，死者家就沒拿到賠款。
過了十多年，死緩改有期，表現好再減刑，殺人的這個男的就獲釋了。聽說仇人釋放回來了，死者的遺孀就把三個兒子叫來，她這三個兒子最大的二十多歲，小的也有十八九歲。這女人就說，你們的殺父仇人放出來了，你們現在都成人了，知道該怎麼幹嗎？
三個兒子回答：知道。
過了些日子，附近寺院有個法事活動，這弟兄三人覺得他們的仇人會去參加。那人果然去了。等活動結束，在偏僻的路上，三兄弟就截住了仇人。
你知道我們是誰嗎？
那人已經很老了，看了一會兒面前的三個小夥子，說，不知道。
是你殺了我們的父親。
哦，老人明白了，說，好吧。
這三兄弟，老二老三擰住老人的胳膊，老大掏出刀子來劃了一下，老人的脖子就斷了。
然後他們就去投案。老大被槍斃，老二判八年，老三判五年。一切都結束後，村裡人就說那個婦女：你早該知道，在兒子們面前不要講過去的事情，你非講，現在你的兒子一個斃掉了，兩個判刑了，你高興啦？
我寫的都是真實的故事，只是虛構了地點和人名。那個孤獨的女人回答說：
這不是我高興不高興的事，兒子長大了，就要活得像個男子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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