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一百二十五
這真是個思想急遽變化的年代，有的人對政策把握得準，看到鄧小平重新執政後的新思路，對過去一些受害者充滿了同情，敢於大刀闊斧地落實政策，同時也有一些 人，頑固地堅持暴政時期的守舊思想，明裡不敢說，暗中卻在抵制，他們認為，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是走向了修正主義……然而，不管怎樣，更堅定了我要出獄 的信心。儘管沒有一家機構給過我有利的答覆，總是相信，自由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前案的平反，曾使我痛苦了很長時間，現在正在慢慢平復，畢竟它對後案是有利 的。
月底的一天下午，正在做生產月報，匯總一個月的基本情況，同時還要寫個生產報告。只覺得有人坐在了我的對面，邊寫邊問：「有事嗎」?眼睛卻繼續盯著紙張， 我以為又是寫申訴的人，來向我要複寫紙。對方卻沒有回應，這才放下筆，抬頭一看，竟是雷小厚，吃了一驚，忙問道：「小厚，怎麼會是你啊，」說著便站起身 來，「你不是回去了嗎，怎麼，還有什麼手續沒辦完」？「沒有，我是來申請留廠的」！「留廠，當二老改」？「是的，這是我唯一的選擇」。接著，他向我介紹了 回到縣裡四處找工作，沒有一個單位肯接收的情況，現行的用人制度和人們對刑滿釋放人員的戒心，他只好回來申請留廠，使學過的東西能夠派上用場。報紙上經常 講，當前處於人才的青黃不接期，一個有著多年工作經驗的大學畢業生，卻找不到出路。我們彼此感嘆了一番。接著問他：「伯父伯母還好嗎，二老的身體怎麼 樣」？他搖了搖頭，眼裡噙滿淚花，聲音低沉地說：「母親前年就去世了，一直瞞著我，父親已快八十，回去那天，他拄著枴杖站在門外，竟然認不得我，我喊了一 聲‘爸’，他一動不動，愣愣地看著我……」，說到這裡，早已泣不成聲，我也陪著他不住地掉淚。
雷小厚是在上大學期間結婚的，妻子是高中時的同學，入獄前生 了一個女兒。妻子在農村當民辦教師，十幾年來，邊教書邊種地，一方面養活著公公婆婆，另一方面還幾次利用假期，由河南來山西為丈夫的案子奔波，說來也是一 位賢惠忠厚的女子。我雖未見過，卻常常叮囑雷小厚，將來回去後，一定要加倍補償妻子，十幾年來，她為丈夫一家付出的實在是太多太多了。現在，雷小厚要來留 廠，看來，他們仍然要兩地分居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總得為生計作出必要的犧牲啊！
很快，雷小厚被安排在工務組，繼續搞設計工作，身份發生了變化，按監獄方面的規定，留廠人員要和在押人員有明確界限，可事實上很難辦得到，每有閑空，我倆仍在一起長時間地交談。一起受難許多年，尤其是獄中結下的友誼，豈能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一百二十六
臨近年底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給初中班上課，突然有人敲了幾下窗戶，原來是一中隊的齊昌，他是大同人，也是判的「現行反革命集團」罪，那一案，聽說是雁北地 區的第一大案，當時就處決了九個人，齊昌判得是死緩，和我一樣，屬於虎口餘生。他告訴我，已經獲得平反，馬上就要走了，他還不忘安慰我：「願你也早日獲得 平反，外面見」！齊昌一走，學員們一起擁向講臺，詢問齊昌的情況，課也無法繼續講下去，幸虧那時離下課也就幾分鐘了，大家都為我鼓氣：「你也快啦」!我感 激地望著同伴們，不知誰說了一句：「但願你給我們講得也是最後一課」！「最後一課」，我猛地一驚，因為這天講得正是法國作家都德寫得《最後一課》。第二 天，大隊真的通知我，暫時停課，因為年底工作很忙，許多盤點工作必須盡快安排，而且還要匯總。誰想，這一停課，真的成了我給他們上得最後一課，過年後，不 知什麼原因，久久未能開課，直到我離開這裡。
前面說過，工務組除了調度員、統計員、發料員和會計外，另外一半屬於工藝方面的人員，負責全大隊的技術指導和監督工作，雷小厚管設計，由模型組新調來的範 摩西，接替了馬錦章，專管模具方面的事情，張進忠仍在車間裡巡視，還有一個三十三四歲的人，名叫王禎，新近由二中隊調來，專門負責泥芯方面的事務，因為他 原是二中隊的一個組長。剛入監時，我們並不認識，後來慢慢才知道他和我竟是同案。原來，王禎一家系偏關縣人氏，地主成分，土改時逃到了綏遠省的歸綏，即後 來的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文化大革命」時，王禎剛剛高中畢業，失去了升學的機會，那時刮起了一股清理城市階級隊伍之風，他隨父母被攆回原籍。一切都是從頭 開始，生活十分困難，王禎便常常回到呼和浩特，找往日一些同學，企圖找到一份工作，哪怕是臨時工也好。就在他徘徊於呼和浩特的街頭之時，一個偶然的機會， 認識了陶繼舜，二人相約販賣馬匹，那時稱為投機倒把。有一年春節過去不久，陶繼舜主動到偏關縣找王禎，準備搭伴前去內蒙，在王禎家住了一宿。
案發後，王禎 作為陶繼舜的重要成員被判死緩二年，其父竟成了窩藏犯，判了無期徒刑，其母無奈，還有兩個幼小的孩子，只好改嫁到平魯縣一個光棍人家裡。三年前，王禎的母 親前來看他，見面時，整整哭了一個下午，未能說上一句話。臨近下班時，管教幹部看著實在可憐，囑咐王母，先出去住下，等心情平靜後，次日上午再行接見。第 二天，母子總算說了幾句話，然而總是不斷地哭泣。從那以後，很長一段時間，王禎很少說話，整日愁眉不展。十幾年來，我的母親幾次來信說，想來看我，都被我 嚴詞拒絕，就是怕見了面更加痛苦。看來，我是做對了。我和王禎，為避嫌疑，平日裡很少一起交談，加之我比他大七八歲，彼此的關係，遠不像我和雷小厚那麼親 密無間，無話不說。
轉眼間，到了一九八二年，三月末的一天，又是剛剛做完日報表，正準備起身給各部門去送，王禎走了進來，緊緊握著我的手，深情地對我說：「我要走了，大約你 也快啦，最多也就三兩天吧」。「是不是徹底平反」？「還不太清楚，大隊只通知我收拾東西，馬上走人」。我拿起報表，和他一起走下樓去。下午，雷小厚進來告 訴我，中午他和王禎一起在街上吃飯，看了判決書，全案徹底平反。至此，我的懸著的心，才算放了下來。第二天上午，丁大隊長領著一個剛入監不久的中年人來到 工務組，要我向他交接統計工作，同時要求把零件生產調度和模型庫房的管理工作交給侯來小，看來，我也真的要走了。
早在年前，省高級人民法院來過兩個人，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帶著一名二十幾歲的青年男子，共同提審了我，由此得知，我的案子已經調往省高級法院，毫無疑 問，縣裡的阻力太大了。他們整整問了一個下午，結束時，要我把筆錄帶回號房，仔細核對，檢查有無記錯的地方，如果記錄與實際有不符處，當即改正，並摁上手 印，次日上午交出。這與我判刑時有著很大的不同，那時，誰知人家記了些什麼，只讓摁手印，不讓看所記的內容。時代變了，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規。事後得知，那 位中年婦女，是省高法刑二廳的負責人，專門負責核查舊案。
王禎走後，我急切地盼望著通知的來臨，幾天過後卻沒有一點動靜，急忙寫了一封信給大妹，讓她趕快到省高法詢問一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同一案子，總不能平 反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不管了吧。看來，我們縣的阻力確實相當大。一直到四月中旬，監獄方面才接到朔縣法院的通知，我得以平反獲釋。臨出來時，雷小厚幫我扛 著那個小木箱，裡面裝的全是書籍和雜誌，出到外面的辦公樓前，放下攜帶物品，他回過頭來，指著適才出來時的兩扇大鐵門，聲音異常低沉地對我說：「記住，它 是埋葬我們青春的墳墓」！是啊，我們的大好年華，在這裡度過了十幾個春秋，昔日的青絲如今開始花白。平反，雖說是一件大好事，是人生旅程中又一次大的轉 折，然而卻怎麼也沒有那種大喜過望的感覺。每每想到過去的種種遭遇，總有一種酸楚的滋味梗在心頭。從管制到住監獄，前後十七年的歲月，卑躬屈節地活在「無 產階級專政」的強力壓制下，逆來順受，任人擺佈。所以能苟活到現在，回想起來，很大程度是因著我那可憐的母親，要不是怕她更加傷心，更加絕望，或許，我也 像許多不堪折磨的血性男兒一樣，早已主動離開這個苦難的世間了。
第十二章 歸來
一百二十七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六日下午，我和同案王子義一起，乘火車回到了闊別十二年的故鄉。列車快到朔縣車站前，從車窗裡望著恢河西岸的幾個村落，姥爺院裡有一棵老 榆，是遠近十幾里內最高大的樹木。那年離去時，也是從車窗裡這樣向西悵惘著，對於是否能活著回來，心里根本沒有底。朦朧的意識裡，覺得災星隕落後有重回故 鄉的可能，但繁重的勞役和思想上的苦悶，能否活得下來，還是個未知數呢。現在，終於回來了，使勁張大眼睛，卻再也望不見那棵冠蓋如綠雲的大樹了。是枯死 了，還是砍倒賣了？不得而知。四年前，先是姥爺，接著又是姥娘，他們在同一年裡先後去世，只相隔幾個月。難道，陪伴二老一生的那棵大樹也隨他們走了？……
就在我做著種種猜想之時，列車進站了。還是十幾年前的老樣子，幾乎沒有一絲變化。走出站外，早有兩個年輕人迎了上來，那是王子義的兩個弟弟，推著兩輛自行 車來接我們。取出行李後，兩個年輕人把我倆的物品綁在後架上，四人一起向城裡走去。即將落山的太陽迎面發出刺眼的光芒，城裡的街道上還是當年離去時的那個 樣子，很少有新的建築物。十幾年來，城市也像窮困的鄉下人一樣從未換過新裝，這裡修修，那裡補補，最後成為鶉衣百結的樣子。路面上滿是塵土，幸好是個沒有 風的日子。一路上，一面打量著街道，一面不斷地回答著王家兄弟的問話，漸漸走近了大妹的家。這時，恰好碰上妹夫李清秀擔水，他一眼認出我來，劈口問道： 「下了站去了哪裡，我咋沒有看見你們」？原來，他也到車站接我去了，可能是遲去幾分鐘吧，那時我和王子義都在託運室取行李，因為我們所帶的東西超過了火車 規定的重量，辦了託運，王子義的兩個弟弟在門外等著，他們互相並不認識，因此錯過。李清秀把我們一行領進門，放下行李，一齊坐了下來。這時，他吆喊院裡一 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小峰，快找你媽去，你大舅回來了」。同時把身旁一個八九歲的女孩介紹給我，女孩一點也不怯生，聲音宏亮地叫了一聲「大舅」，我拉過她 的手，抱起她，和她挨挨臉，她不住地笑著，看得出來，思想上早有準備，知道這位從來未見過面的大舅要回來了。
大妹回來後，一進門便哭了起來，待她平靜下來後，外甥把他二姨也叫過來了，她是去年出嫁到城裡的。看到二妹，幾乎不認識，走時她才十二歲，如今已成了二十幾歲的少婦，變化自然很大。
坐了一陣，王家兄弟要走，妹妹和妹夫執意要他們吃過飯後再走，於是兩人忙著燒火做飯。我和王子義原先並不熟，他是陶福成那村的人，判刑後一起被解押，路上 漸漸熟了。到了監獄，他在二大隊機加工車間開車床，我在一大隊翻砂，每天上工後各自忙著，幾年時間很少見面，更無機會交談。後來這幾年，我在工務組干統計 和會計的工作，和他們隊有著業務方面的往來，加之最後兩年，他在六中隊也當了會計，我們才有了較多的接觸機會。
晚飯後，王家兄弟急著要走，誰也不再挽留，家裡父母一定在焦急地等著呢。他們趁著月色，匆匆走了。
入夜，妹夫在外屋臨時搭起一個床鋪，十點以後，他便睡去。我和大妹、二妹以及三個孩子擠在裡屋的炕上，先是孩子們不住地問我監獄裡的生活情況，看得出他們 都很好奇，甚至連快滿一歲的二女兒也爬過來，坐到我的身上，不時笑著看我，妹妹的三個孩子，都是第一次見面，外甥小峰是我被捕那年不久出生的，算來整整十 二週歲了。大妹一家，住著兩間東房，是李清秀的爺爺留下的遺產。李清秀從農村插隊回來，在火車站幹了幾年裝卸工，後來終於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在縣城酒廠 上班。大妹和孩子們還都是農業戶。這幾年，市場管理得有所鬆動，她便販賣衣服，仍是半明半暗，不能正式擺個攤子，只好東一槍西一炮地和工商局的稽查員滿街 週旋。人們的思想不可能很快扭轉過來，依然把這些人視為投機倒把分子。
夜深了，孩子們都已入睡，從外屋傳來妹夫的鼾聲，格外響亮，我和兩個妹妹卻沒有絲毫的睡意。這是一個寧靜的春夜，房間裡始終亮著燈光，大妹說一陣哭一陣， 講述著當年我被判刑時的種種情景。她說，頭一天母親就來到她家，飯不吃，水不喝，只是哭個不停，有時一個人站到街上，怔怔地呆在那裡，誰也叫不回來，妹夫 怕老人家出事，幾次求助於兒時的好友，同院裡一個姓郭的人，此人參與過對我的審問，當時正在軍管組工作。在妹夫的再三央求下，他很不情願地透露了一點消 息，可能死不了。妹妹又及時勸告母親，她方才安靜下來，那一夜，也像現在這樣，母親和大妹一直未曾合眼。死不了，這消息究竟可靠嗎？她們仍然將信將疑，是 人家為了安慰老人故意這麼說，還是真的就是這樣，誰也難以斷定。直到第二天宣判完畢，我被拉回法院，母親遠遠看著，還在不住地痛哭。那時，我被兩個士兵摁 著頭，匆匆走進院裡，並未發現她，只在下車時看見了二弟，也只是瞅了一眼罷了，脖子裡、嘴裡都被繩子緊緊地勒著，發不出聲音來。妹妹和二弟把母親連架帶 拖，好不容易弄回家裡，她早已疲憊到了極點，只喝了幾口水便昏昏睡去……
聽著大妹的哭訴，除了陪她掉淚，還能說什麼呢？我給母親帶來的痛苦，今生今世怕也難以彌補。自父親去世後，她把全部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曾經有人勸她再 嫁，她怕孩子們跟上受氣，硬是堅持著，在我們那個「四類分子」的家庭中，受盡了人世的折磨，我的被判，無疑對她是沈重的一擊。在我走後，她終於承受不住各 方面的壓力，嫁到一戶貧下中農的家裡，擺脫了那種人為的壓迫。可我知道，她心裏一定很難過，她是屬於守舊思想的人，深心裏會覺得對不起死去的丈夫。再說， 嫁出去即使暫時擺脫了村幹部的欺負，她能舒心嗎？只要我一天不回來，她就一天不會安下心來，我是硬從她心頭上割去的一塊肉啊！
這一夜，我們兄妹之間，真不知有多少要說的話，十二年的生離死別，十二年的漫漫長夜，十二年的彼此想念，十二年的流不盡的淚水，要想一夜傾訴完畢，那是不 可能的。快天亮時，二妹又對我講起母親改嫁後第一次過年的情景，繼父從林場回來了，大家像往年一樣，貼上對聯，院子裡用大塊炭壘了一個旺火。半夜時分，繼 父和二弟、三弟在院裡燃起旺火，輪流搧著，母親在炕上早已哭得一塌糊塗，兩手抖動著到處亂抓，二妹明白，她一定是想起了從前我和弟弟們搧旺火的情景，心裏 湧上一股酸楚，可又不能發作出來，只能強忍著，因為這是春節，是傳統的合家團聚的日子，如果哭出聲來，繼父那方面，還有人家八十多歲的老母親，肯定會認為 不吉利，即使嘴上不說，心裏一定會不高興。母親一向是非常自覺的人，處人辦事從不想給別人留下話柄。後來，二妹發現炕角裡到處是血，方才意識到是母親手上 流出來的，她為了控制自己的感情，兩手狠勁在席子上亂抓，以致把手指抓破都不知道，二妹急忙為她包紮好。等到繼父回到屋裡，問她怎麼了，她只輕聲說不小心 劃破的，此後漸漸恢復了常態，但卻很少說話。二妹說，那個年過得實在很沉悶，大家都不開心，一點喜慶的味道也沒有，繼父似乎也理解她的難處，並未說什麼責 怪的話。
聽了二妹的敘述，我早已淚如雨下，泣不成聲。土改時，爺爺、父親、二叔都遠走口外，奶奶和母親領著我和三叔四處乞討，後來奶奶和三叔也走了，我們母子相依 為命，受盡了人世間的苦難。再後來，父親回來了，我們才過上安寧的日子，但好景不長，幾年後他又重病纏身，不久就去世了。母親硬是獨立支撐著這個破碎的 家，我回來後，她才有了依靠。誰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又一次遭難，因著我，她的精神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煎熬。親戚們都說，跟上這個土地主的家庭，最倒 霉最受罪的就是母親和我，這話可真一點也不假！
一百二十八
回來後的第二天，馬上給二叔寄了一封信，向內蒙方面的親人通報我已平反，接著準備到村裡去探望母親。大妹卻說，這兩天二弟雇了幾個工人正在券窯，弟妹快要 生孩子了，母親忙著給工人們做飯，可以晚通知她幾天。我想也是，以免影響母親的心情。就在給二叔寄信回來的路上，與三妗不期而遇，她是進城來買東西的。三 妗沒有多少變化，只比先前老了一些，遠遠就認出了我，顯得十分高興，走到面前時，緊緊抓住我的手說：「你媽總算把你盼回來了」說起母親，她眼裡流出了淚 水，不住地用衣襟擦著，三妗和母親的關係，一直像親姊妹一樣。她問我住在哪裡，我告訴她暫時住在大妹家。下午，三妗的兩個女兒也來看我。當年離開時，兩個 表妹尚未出嫁，如今都已成家，有了孩子，她們都住在城裡。傍晚時分，三舅從神頭鎮趕回來看我，「文化大革命」開始那年，因為參與賭博被抓，隨即牽連到他的 歷史，在閻錫山的部隊裡當過四年兵，遭到學校的開除。近幾年落實政策，認為當時處理過重，又重新返回學校當了管理員，那時參與賭博的人很多，只開除了他。 他所在的學校也由神頭高中升格為雁北師專。聽說，三弟就是這個學校畢業的，現在在一所煤礦子弟學校當教師。三舅永遠是個樂觀的人，天大的事從不放在心上， 進門後，滿面笑容地看了我一眼，脫口而出：「你回來了」？「回來了」，我答道，隨即問他：「你咋知道得這樣快」？「你三妗給我捎話了，我馬上就騎車趕了回 來」。
此後，我們彼此詢問了對方的一些情況，後來竟說到當年判我時的情景，他說：「你那時真危險啊，後來聽你四舅說，當時先交群眾討論，初步確定殺六個， 後來核心小組定了四個，其中有你，報到了省裡，那時，殺人權已經下放到省裡，只要一批，馬上就可執行。恰在這個骨節眼兒上，中央又下了‘三個照發’，據說 是先前下的‘三個照辦’殺人過多，在國內外引起很大的反響，‘三個照發’我也不知道具體寫了些啥，反正是可殺不可殺的就不殺了，你的命就是這樣被留了下 來」。說到這裡，他略一停頓，喝了口水，接著又繼續說下去：「可我們當時並不知道這些，判決前，你姥娘整天哭哭啼啼，她讓我到附近的曹沙會村給你預定了一 口棺材，我已付了定金。判你那天，你姥娘從一大早就坐在樹下嚎哭，一直把嗓子都嚎啞了，誰也勸不住，直到中午，參加大會的民兵和看熱鬧的人們回來後，知道 你判了死緩，她才停住了哭。唉，那一陣，全家人差點被嚇死，如今你總算回來了，命大啊，真是天大的運氣，以後好好活著吧，常言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說完後他就走了。三舅就是這麼一個人，無論去到誰家，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好像老是那麼忙似的。
次日上午，按照原先的約定，王子義帶著陶福成的母親來到大妹家，老人家身體不大好，時時在喘氣，她出生在我們村劉家，論輩分，我叫她姑姑，談話中得知陶福 成死後，他父親當年秋天便去世了，老人家失去了依靠，改嫁了同村一個轉業軍人，雖說擺脫了過去的地主成分家庭，可十幾年來卻在暗中飲泣，沒有過過一天舒心 的日子。交談片刻後，我們一起到了縣城的十字街口，與陶繼舜的家屬會齊。原來，昨日王子義已打發一個弟弟去通知了他們。陶繼舜的妻子，在丈夫死後不久也改 嫁出去，那時她帶著四個孩子，女兒十七歲，其他三個男孩都未成年，她嫁了一位雙目失明的殘廢軍人。當王子義把她介紹給我時，只見她滿眼淚水，看到陶福成的 母親，昔日的嬸婆，自是一番傷心，她同時緊緊抓著我的手，久久不肯放開，彷彿見到了久別的親人，儘管我們從未見過面。我理解，從前我們都是一根繩子上拴著 的螞蚱，因為家庭成分，受盡了折磨，我也更深地理解了什麼是同病相憐。我問起她的境況，未待她答話，旁邊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小夥子首先發話：「現在還不錯， 我們都長大了，每個人都能幹活，土地分開後，比以前強多了。自從我媽帶我們出來後，基本沒有受罪，繼父是一個很厚道的人，他不能下地勞動，由公家養活 著」。接著又把身旁的一個少婦介紹給我：「這是我姐姐，她已經有了孩子，日子過得也不錯」。他姐姐向我笑了笑，點點頭。聽了他們的介紹，得知大家都過上了 正常人的日子，再也不必忍氣吞聲，我也感到欣慰，對於我們這些曾經被打入另類的人，還敢有其它奢望嗎？
一行人來到法院，要求盡快解決善後處理問題。接見我們的是一位高個子的副院長，答應盡快上報，要我們耐心等待一段時間。既然已經答應，再也無須多說，出來 後，我做了如下安排：「今天是頭一次找法院，大家都來見個面，今後，大嫂和姑姑就不要進來了，由我和王子義、朱貴全、陶昭（陶繼舜的兒子）四人代表大家交 涉」。
一百二十九
從法院回來後，還是打算先去看看母親。本來，回來後的第一件事情，應該先去看望他老人家，大妹說二弟正在券窯，母親每天忙著做飯，家小人多，很不方便，要 我遲去兩天。可我實在等不及了，商量的結果，大妹讓我次日去，，她說離城三十里，步走需要整整半天，二妹夫忙著種地，讓他明天抽時間用自行車去送，我只好 同意。
下午，二妹邀我到她家看看，我去了。她住著一間很逼仄的房子，還是租的。據說，這個大院從前作過鞋廠，房間不少，如今成了民居，住著十幾戶人家。二妹夫一 家是老城的居民，幾代都是農民，以種地為生，並沒有其它收入。因此，家裡除了吃飯用具外，幾乎沒有任何擺設。這天，二妹夫去神頭鎮要辦一件事情，聽說晚上 才能回來。我躺在二妹的炕上，聽她向我講述和梁月德結婚的前前後後，並穿插說了二弟的婚姻狀況，對於自己走後這十幾年的情況，有了一個大概的瞭解。我們就 這樣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大約四點過後不久，大妹突然領著母親走了進來，我急忙爬起，叫了一聲「媽」，她已坐到我旁邊，抱住我就是哭，大妹哭、二妹哭，我 也哭，大家哭作一團，一時誰也說不出話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母親才慢慢止住哭聲，她哽嚥著說：「媽要是知道你還有回來的一天，再苦，我也不嫁出去，好 讓你回來有個落腳的地方……」我急忙打斷她的話：「媽，你可不要這麼說，你現在的家，還和咱們過去的家一樣，永遠是我落腳的地方。我知道，你那時很難，很 難，要不是萬般無奈，也不會走的，你是為了弟弟妹妹他們好，你走得完全對」。儘管我這樣說，她好像還是不能釋然於懷，她說：「常言說，好馬不被二鞍，好女 不嫁二夫，我真的是對不起你死去的爹」。說著又哭了起來。看得出，這些年來，她雖然擺脫了那個倒霉的家庭，心靈深處並沒有多少快樂，舊時代賦予她的傳統觀 念，依舊牢牢束縛著她的靈魂，使她愧疚不已。我安慰著她，對她說：「都啥時代了，媽，你怎麼還說這些話，人總不能為死去的人，沒完沒了地去受苦，要是我爹 地下果真有知，他一定不會怪怨你，他也同樣為孩子們著想。媽，你走得很對，要不，還會受許多罪哩」。接著我把陶福成母親改嫁一個轉業軍人，和陶繼舜女人跟 隨一個雙目失明的殘廢軍人的事情告訴她，大家都是一樣的道理，要生存，只有擺脫那樣的家庭。她表示知道這些事情，還告訴我，幾年前，她聽說王子義的母親前 去探監，還特意到王家瞭解情況，並探望了陶福成的母親，她那時很想去看我，只是不知為什麼我在信中一次又一次地阻止她去，才沒有成行。也許，那時我的一些 想法太殘酷了，覺得見面還不如不見好，那種情況下的見面，會給雙方造成長時間的痛苦。當然啦，不見面並不等於沒有痛苦，兒走千里母擔憂啊！
在大家的共同安慰下，母親終於平靜下來，但她還在緊緊握著我的手，彷彿怕我跑了似的。我告訴她，本打算明天出村，結果她已先進來了。原來，她是昨天傍晚聽 人說我回來了，今天給工人們做過中午飯，讓二弟安排他們晚上回自家吃飯，她搭乘供銷社的馬車匆匆趕了進來，明天一早還得趕回去。
晚上，我們依舊住在大妹家裡，母親已從痛苦中走出來。畢竟兒子活著回來了，活生生的一個人站在面前，她怎能不高興呢？一個晚上，她不知說了幾遍：「真沒想到，半路上又撿回一個兒子」！此後，每次回到村裡看她時，還常常聽到她對鄰人們說著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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