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事件發生引發社會關注
富士康事件發生，不能說官方不重視。後者在工人跳樓至兩位數後，派出了工作組南下。顯然由於這一政治壓力，資方半個月內兩次宣布給勞方加薪，幅度之大，輿論熱議。而我關注的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第三方——工會，在此次勞資衝突中為什麼始終缺席？
富士康高層人士與《財經》記者交流時，表達如下感受：「有些時候，我們感覺記者們像是把富士康看作外星球的企業，跟我們談工會問題和集體談判。在全中國，所謂工會的真實狀況是什麼樣的你們不清楚嗎？難道富士康的做法，和絕大多數企業一樣，就不能理解嗎？」
當然能理解。和中國絕大多數企業一樣，這家企業不是沒有工會，但工會主席是跟隨總裁多年的秘書、總裁辦公室主任。工會經費也全部來自企業利潤，而無員工的會費。要指望如此工會能出席勞方與資方的談判，確實如指望外星人空降一樣虛妄。
學者去當地散發調查問卷，問工人如何提高農民工的地位？後者回答令學者驚訝：第一項是「政府應該給予公平的公共福利」，第二項「嚴格執行勞動法」，第三項「選出更多的農民工人大代表」，第四項「取消戶籍制度」，第五項「媒體關注」。而組織自己的工會，則始終沒有在其中出現。看來勞方本身對工會缺席也已習慣，以致遺忘。
這倒不必驚訝。工人的指望第一是政府，第二還是政府，是政府執行它頒布的《勞動法》。他們是在祈求政府扮演「父權保護」，一旦出手，就不要撤離，而是長期駐守，經常性「在場」。這不是階級覺悟不高，而是「中國模式」下，工會始終缺席，勞動者在給定條件下的無奈選擇，也是可以理解的。
現在的問題是，這一「臨時出手」是否能變為「可持續發展」？即「父權保護」再不撤離，變為「經常性在場」？回答不樂觀。須知「中國模式」之秘密，是以超國民待遇予資方，以低人權待遇對勞方，一「高」一「低」，如此「勞、資」，才創造出洋人熱羨的「崛起奇蹟」，甚至有英國學者渴望全世界要讓「中國來統治」。一旦改變「高」「低」配置，「中國模式」將逐漸萎縮，甚至轟然傾塌。富士康在半個月內兩次加薪，資方已經流露出不堪重負，撤資回臺或去它國的跡象。這是「父權」不願看見的前景，因此，指望中國的「父權」為中國的「勞方」爭利，變「臨時出手」為「經常性在場」，除非放棄「中國模式」，在邏輯上幾為不可能。
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放棄邏輯，不論「中國模式「是否傾塌，假設「父權保護」取工會而代之，始終「在場」，從此變「親資」為「親勞」，真成「可持續發展」。如此假設，前景又如何？回答依然不樂觀。
能夠與中國目前狀況相比的另一個國家，不是英國，不是美國，而是十九世紀後半葉德意志俾斯麥帝國。俾斯麥的另一面，是「鐵血父權」。他在位時嚴禁社會民主黨及工會活動，卻代行其職責，建立起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保障體系。俾斯麥執政名言是：趁社會民主黨下河洗澡，我們抱走並穿上他們的衣服。德國工人感激涕零，認同「父權保護」，放棄階級覺悟，史稱「王朝社會主義」。德國工人再不「跳樓」，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穿上軍裝，「特別能戰鬥」。這個「王朝社會主義」還能「可持續發展」，一戰失敗，二戰「崛起」，被希特勒發展為「國家社會主義」。納粹黨全稱「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並不虛假，「父權保護」下，工會是被禁止了，但工人的福利卻是增長了。德國工人不跳樓，二度穿軍裝，還是「特別能戰鬥」。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王朝社會主義」發展為「國家社會主義」，有誰希望在中國重演？因此，儘管這是非邏輯的假設，我還是希望能截止這一「可持續發展」。遏止工人「跳樓」的正確做法是，「父權」及時退出，退到一邊去做糾察，還工人以成立自己工會的自由，一旦勞資有糾紛，讓工會代表勞動者集體，自己去談判，而不是「父權」代行，「抱走並穿上他們的衣服」。後者即使成「模式」，那也是短期之「崛起」，長期之「災難」，不僅是本民族的「災難」，還是全人類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