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我家來了位小留學生。和他聊家常時，我順便瞭解一下他一年多的留學經歷。你猜怎麼著，這孩子不抱怨美國的三明治，也不抱怨漢堡包，最讓他頭疼的事情是語言問題。他說，上專業課時，有些老師講的內容他根本就聽不懂。
想想我剛來美國時的休克狀態，再看看現在的留學生。瞧吧，不管是哪個年代的留學生，誰都得面臨盡快適應異國語言這一關。特別是那些高中畢業就出國留學的孩子們，應付美國大學的功課實屬不易。
出國前，在我就讀的首醫研究生班，我們的口語老師是位字正腔圓的澳大利亞女郎，聽力老師是位英文專業的美女海歸。當年，我和她們用英文交談時，我覺得自己挺行的啊。在北京讀研的那幾年，我還去過紫竹院的英語角(1988-1989)，也聽過北大學子在北外舉辦的英文演講比賽(1987秋)。我發現，在和國人用英文聊天兒或者聽他們的英文演講時，我都沒什麼問題。這怎麼一出國，大腦中的英文部件就突然失靈了呢？
究其原因，理由各異。在美國校園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各種各樣的英文口音夾雜在一起，初來乍到，真讓人覺得暈乎乎的。比如，我剛來美國時，印度人講的英語我就經常聽不懂。再比如說我導師吧，他是位來自蓋亞那的黑人教授。他人雖然特別耐思(NICE) ，性格又朝氣蓬勃，但遺憾的是，他的英文帶有他家鄉的口音。因故，我剛進他實驗室時，並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所有意圖，對他答非所問自然是免不了的事。
記得1993年5月21日那天，在我的碩士論文答辯會結束時，我導師無不善意地和我開玩笑：「那誰呀，你說咱倆多不易。你來我實驗室一年之後，咱倆才徹底地明白彼此，不再發生交流誤會。」 聽後，我開懷大笑。是啊，我也不願意答非所問呀，誰讓咱聽不懂那蓋亞那口音的英語呢。無獨有偶，有一次，在我泡了兩年多的實驗室裡，一位剛來美國的中國學生在和我老闆談課題時，他也大大方方地對我導師來了好幾個答非所問。我猜測，這中國哥們肯定也是讓我老闆的口音給轉暈了。
我這人有個缺點，每當聽到別人說話跑題或者南轅北轍時，我特別想笑。這毛病是我上高中時落下的。有一次，高中的語文老師讀錯了一個字，我竊笑了一下。就這麼一偷偷，竟讓嚴厲的女老師聽到了，搞得她很生氣。有了這個教訓後，以後，再遇到類似的情況時，我基本能憋著不出聲。這一點兒，美國教授和美國普通的老百姓都值得我學習，他們和我交談時表現出來的高度耐心，讓我很感動。
那天，雖然我聽懂了我導師對那位中國哥們的提問，但我實在不好意思替中國同學糾正，我活生生地聽他們倆比劃了半天，迷路後終於返回了正軌。我寫這些，並不是我想埋汰這位中國哥們。舉此例子，無非想說明，大家初來異國，答非所問在所難免。我剛來美國時，肯定有很多次對我導師答非所問的時候，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我這樣傻過，別人也和我一樣傻過。既然如此，誰都不用笑話誰，只要我們不一直傻下去就行。
語言休剋期雖然讓人覺得難受，但它就像高山反應大腦暫時缺氧似的，適應一下很快就會過去。那些和日常生活交流有關的口語，比如水電煤氣垃圾電話以及房東等雜事，咱多說幾次就利索了。其實，我感覺，最大的語言障礙是應付課堂上美國教授哇拉哇拉的沒完沒了。還有，時不時的課堂報告 (presentation) 也會讓初來乍到的留學生像遇到懸崖陡壁一樣的無助(將另起爐灶寫一文)。
關於上課這事，我們還算幸運。為什麼這麼說呢？那是因為我們在美國的第一位老師是位口齒特別清晰，嗓門特別洪亮，不帶任何口音的美國教授。在我看來，這位名為塔可的生化教授具有四大特點：聲音大，個子大，臉盤大，眼睛大。每次他往講臺那一站，我經常想起我們遼寧的話劇演員李默然同志。1986年我在母校的大禮堂裡，就有幸欣賞過他的即興表演，對他洪亮的聲音我至今記憶尤新。
平時我們和美國教授單獨交談時，即使有結結巴巴的時候，大部分的教授都很有耐心和修養，他們一般會認真地聽你講完並為你解釋。但上大課時，情況就不一樣了。讓一個教授對付黑壓壓的一屋子人，即使他想有耐心，條件也不允許。剛來美國時，最難熬的時候就是我上課發呆時。我那副不懂裝懂的樣子，讓我自己都同情我自己。即使美國老師講的像李默然那樣洪亮清晰，我該不懂還是聽不懂。儘管老師口若懸河地巴拉巴拉，我還是像傻子一樣呆坐在那裡不知他在說啥。從開心健談狀態一下子進入了半文盲半聾子的狀態，你想想看，那滋味能好受嗎？
即使聽不懂，我也得硬著頭皮上，更得不懂裝懂地去上課。不過，在我感到沮喪的時候，只要一想起那些和我一樣掙扎的大陸同學們，我心裏就多了一份寬慰和力量。我知道，不懂裝懂來上課的人大有人在，並非獨我一人。這何以見得呢？
我們每次上課時，還沒等老師進門，講臺前的桌子上，便擺了一排大大小小的隨身聽錄音機。這些錄音機的主人，當然就是我們這幫中國留學生了。每次，只要老師一開講，所有的錄音機便刷刷刷地被同步啟動。對我們來說，老師的話可句句是寶貝，每個字都不能落下。就連老師偶爾打的噴嚏，彷彿也帶著美國口音似的被真實地錄了下來。我這人比較懶，也嫌麻煩，剛來美國時，我從來沒用過錄音機。所以，我得個高分就很掙扎。比我低一年的那撥中國留學生，深得聽課時錄音的真經，他們幾乎人手一個隨身聽錄音機。結果呢，他們的生化考試不僅全都是A，還幾乎達滿分。真牛啊，就連美國人都把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對於剛到美國就休克的無奈，我對此症狀的理解是，在國內時，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摳語法，也學了很多中式英語。這些知識雖然對提高我們的英文總體水平有益，但初抵異國，長期受英文語法捆綁的我們，想用簡單的英文口語來表達自己，倒顯得不自在起來。特別是在我們的語言休剋期裡，如果讓帶有口音的美國教授給咱們上課，不管多好的英語，都得乖乖地打折扣。
根據我個人的體會，只要是能通過託福和 GRE考試申請出國的留學生，最初來美國時的語言不適，主要是聽力和口語，閱讀和寫作基本難不倒我們。常聽大家說要克服語言障礙什麼的，在我看來，這障礙如同一座冰山，溶解這座冰山的最後熱量，主要還得靠留學生身處的語言環境。真實的語言環境對訓練英文聽力和口語尤顯重要。難怪有一位學者提出過一個有趣的觀點，他說在國內猛學中國式英文口語是件事倍功半的苦差事。為了贊同這個觀點，我甚至猜想，假如東北人在北京呆久了，說不定也能練就一番京片子的功夫。環境確實能造就人的語言表達，這你不服不行。
如何克服聽力和口語障礙？我的愚見是，其實沒什麼特別的訣竅。只有身處異國的語言環境中，你才會慢慢品出如何說簡捷的英文而不是死摳語法那樣的中式英文口語了。我以孩子放學回家時和家長打招呼為例，來說說某些口語和語法的誓不兩立。「媽媽，我到家了。」 如果按照我們在中國學過的規範英文，很可能要這樣說：Mother, I arrive at home。我至今還記得當年的英文老師給我們講arrive這個動詞時的諄諄教導：到了大地方，動詞後面要跟介詞in，到了小地方時，動詞後面要跟介詞 at. 可實際情況呢？在美國的兒童口語中，這句話是這樣說的：Mom, I am home. 你看看，孩子說的英語如果按照語法和直譯來摳，肯定是錯的。我怎麼能是家呢？
再說一個和語言有關的小插曲吧。我剛到學校報導時，要參加俄亥俄大學的入學英文考試。在這所大學，甭管你託福考多少分，這個考試誰都免不了。考試那天，我因時差反應，滿腦子漿糊。為了給自己提神，我用了大量的風油精塗在雙側太陽穴上。萬萬沒想到，英文考試我低頭答題時，風油精像小河似的流進了我左右眼裡。這下我可慘了，風油精導致了我的直接睜眼睏難，英文考試的第一部分即聽力考試，我幾乎就是瞎畫的答案。雖然託福的後兩部分我答的都不錯，我還是被趕進了英文班修課。在這個英文班裡，我遇到一位英文特別牛的大陸同學。她出國前的職業你猜是幹什麼的？你肯定想不到。她出國前是國內某大學英語系專門輔導託福考試的老師。當時，我能和這樣牛的老師在一個水平的班裡，對平衡我的心理絕對大有好處。
出國前，聽力和口語就是我的弱項。語言休克時，自己會有表達不清的感覺。還有一些時候，即使我說錯了話，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即便如此，不到一年，我還是基本擺脫了口語表達時的混沌狀態。根據我的個人體會，即便是口語聽力一般的留學生，出國以後，扑騰一陣子，肯定都會有突飛猛進的進步。
保守估計一下，剛來美國時，不懂裝懂答非所問的留學生肯定大有人在。只是英文水平不同的人，不懂裝懂的程度不同而已。其實，不懂裝懂就是克服文化休克的第一步。裝著裝著，有一天，你會突然發現，我怎麼真懂了呢？瞧，不懂裝懂也有弄假成真的時候。神吧。
既然我們有了不懂裝懂的秘技，又有了答非所問時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超人本領，那聽力和口語暫時不好的留學生們，還擔心什麼呢？妹妹你就大膽地往前走吧，往前走，莫回頭。寫到這，我突然想起一個問題，那些回國的海歸精英們，他們剛來美國時，是不是也有過不懂裝懂和答非所問的經歷呢？嗯，這個問題沒準會是塊兒試金石，建議把它列入考察准海歸們的面試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