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4月28日問世的《記憶》第47期，刊首為「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編者特別說明，專輯旨在求索兩個歷史事件的真相，其一是1966年8月5日卞仲耘之死，其二是8月18日宋彬彬上天安門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專輯收錄了宋彬彬、劉進等人的解釋，卻沒有受難者家屬和證人的文字。按照編者說明，接下去是四中專輯。這一輯就給兩個歷史事件定了性：宋彬彬們不但與卞氏之死毫無干係，而且是搶救卞氏的義人。另一個袖章事件是光明日報某記者杜撰的，宋氏是受害者。
就算《記憶》是個人博克，可以謝絕別人發言，但它沒有為歷史定性的權力，定了，也算不得數。就此而言，我無須與之討論。現在我要強調的是，當今世界，誰也沒有迫害他人的權力。偏偏與文革有關的專輯打著索求歷史真相的招牌迫害人，讓人刮目。
受迫害人林莽，1917年生，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的著名作家，1950年任中央戲劇學院教授，1952因與胡風相識，坐牢一年。出獄後降職到北京師大女附中任語文教師。1957年被劃為極右派，剝奪了創作自由。文革期間，受到殘酷迫害，並親眼見證了卞仲耘之死全過程。在胡傑電影《我雖死去》裡，林莽先生是女附中唯一站出來為卞仲耘之死作證的人。為一個當年主持把他劃為右派的共產黨幹部作證，林先生展示的不僅是超人的勇氣，還有人性的光輝。
兩年前，我給《我雖死去》寫影評《為歷史作證》時，一位原女附中的學生寄來了2006年採訪林先生筆錄。拙文引用了筆錄中有關林先生受紅衛兵迫害的新證詞：
「近日獲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兩次提審他之後做出自殺決定的。第一次提審，宋讓他交代少年空軍學校的事，旁邊站著一個1米8多的粗壯男生，當胸重重給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來。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與歷史老師朱學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審，宋彬彬坐著，讓他們跪著，旁邊站著幾個女紅衛兵。紅衛兵們用皮帶抽他們，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師被抽得更厲害。那天夜裡林莽決定與母親一起觸電自殺。他至今清楚記得，宋彬彬與眾不同，兩次都沒穿紅衛兵軍服，而是綢襯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歲了，對生命中最殘酷的一幕記憶尤新，同時被毆打的朱學希老師也還在世。」拙文評論：「私設公堂的宋彬彬沒有動手打人，她只是坐著審訊她的老師，罰他們給她下跪，對老師動拳頭、掄皮帶的都是站在她身邊的打手。胡志濤老師的肋骨不是宋彬彬打折的，卞校長和後來遇難的幾位女附中老師以及北京市和全國的死難老師和同學，沒有一個是宋彬彬親手打死的，但是給"要武"的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是宋彬彬，而且她至今視為無上光榮。可以辯論紅衛兵袖章是不是血染紅的，但是死在紅衛兵手下的無數有血有肉的生命是不爭的事實。」
《記憶》專輯中有一篇馮敬蘭女士主持並執筆的座談記錄，參加者有宋彬彬、劉進、於羚、葉維麗。馮女士本人也參加了討論，對林莽先生發難：「前年我看到王容芬女士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了原師大女附中老師林莽（又名陳洪濤）講的一件事：文革中宋彬彬穿著綢襯衫、花裙子，身旁站著高大的男生，提審他和一位歷史老師。他遭到了那個大個男生和幾個女紅衛兵的毒打。那天夜裡他決定和母親一起觸電自殺，但沒死成。林莽的這一說法完全是張冠李戴。那位歷史老師證實，林莽講的事情發生在1968年下半年工宣隊進校後「清理階級隊伍」時期。當時66屆學生基本離校，部分就業，大部下鄉插隊。學校恢復招生，就近入學，才有了男生。事實上，該歷史老師也並沒有和林莽一起被提審過，林先生更不可能見過宋彬彬——那時候，宋彬彬已被「四人幫」的親信軟禁在瀋陽。可見，王容芬的文章中所寫的宋彬彬也是關於她的傳說之一。」
馮敬蘭女士把林先生講的兩次提審改成一件事，把林先生說的深色裙子改成花裙子，稱林先生「不可能見過宋彬彬」。
為此，我向2006年採訪林先生的友人求證。她說，林先生2008年又給王友琴女士講了一遍，與2006年的講述完全一致。這個證言兩年前經我傳出後，林先生受到許多惡言惡語，包括網上圍攻。這位友人很悲憤，認為「歷史的敘述變形了。大家可以說這段的真實細節，但不是這樣的說法，這簡直是不顧受難者的傷痛……他不計較卞當政的時候給自己劃了極右，一家遭遇了人間慘劇，他仍然做電影裡紅衛兵暴行的證人，擔當的已經夠了……現在才跳出來寫作的這一群，他們為的是與道義毫無關係的目的，我為她們羞恥。她們繞過了最要緊的東西，那就是我們中國人的血淚。」
一位94歲的老人，為講真話受了一輩子迫害，如今仍堅持講真話，甚至為迫害過他的人講真話，卻要為了講真話繼續受迫害。黨國幾代人欠林莽先生一代前輩何止一個道歉，迫害何時才到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