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各區縣今年計畫招聘大學生村官2300人，報名人數已經達到5800人。評論人士認為，招聘大學生村官的舉措具有積極意義，但對農村長期保有人才不抱樂觀態度。
《新京報》26號以「‘上山下鄉’運動再現北京，大學生興奮」為題報導了上述消息。但是報導本文沒有一字提及大學生怎樣興奮、為什麼興奮。另外，能不能說選聘大學生村官是「上山下鄉運動再現」，好像還值得探討。
旅美學者謝選駿則表示，選聘大學生村官與毛澤東發動的上山下鄉運動有本質區別：「毛澤東那個上山下鄉他是把當時聽他的話起來造反的年輕學生趕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可以把他們當做一種賤民趕下去了。現在這個村官運動相反，是把大學生當作了一個建設新農村的一個骨幹力量派下去，所以這兩個運動相反。毛澤東那個運動當然是一種野蠻化運動。而大學生村官這種做法呢可以認為它是跟人民開化的潮流是比較一致。」
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說，在試圖克服可能會引爆危機的社會問題這一點上，號召上山下鄉和選聘大學生村官有類似之處： 「上山下鄉運動我們知道是因為毛澤東他自己給自己製造出一個政治上沒法解決的一個危機，也就說他利用了青年學生讓他們起來造反去推翻官僚，然後目的達到以後，怎麼樣處置這些學生？讓他們不會成為他的麻煩。那麼他又沒有辦法給他們製造就業，唯一的一個好辦法就是乾脆把他們全都趕到農村，所以今天來看呢，大學生去做村官跟知識份子下農村或者青年上山下鄉我覺得也有一點點相似性。它的一點相似性就在於什麼呢？就在於就說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大學沒有規劃好的一個爛發展，那麼這個爛發展就是過多的大學建立起來，招生規模過大而沒有給社會足夠的活力，那麼出現足夠的空間能夠接納那個新畢業的學生。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生的畢業問題顯然會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引爆危機的一個熱點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中國政府我想做的呢也跟毛澤東的（做法）差不多。社會的問題怎麼辦？這個解決不了的又可能引爆社會衝突的問題，所以乾脆就把它轉移到農村那邊去。」
夏教授說，選聘大學生村官有其積極意義： 「中國的大學生如果進入農村對這個發展呢我們說它的積極的方面吧，那麼積極的方面顯然大學生呢他帶現代的一些理念和一些知識進入到村鎮去的話呢，因為中國中國現在確確實實是農村缺乏人才。因為我們都知道農民工的不斷出現使得農村具有高中水平的人基本上年輕力壯的，有一點點教育的呢基本上現在都離開農村，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顯然你把大學生放到農村去的話，那麼對於給農村帶來社會活力和重造所謂它的精英 ，輸血等等呢我覺得都是很有幫助，有積極意義。」
但是，這位學者表示，他感到農村不能長期保有人才：「大學生到鄉下去做村官，它是中央組織部的一個空頭行為。為什麼人很願意去呢？因為中國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找不到好的工作的話，那麼如果有一個工作就已經很好了，那麼給你一個村官就是一個工作了。村官不管怎麼樣還算一個官，在中國只要你帶有一個官的話，那麼什麼事情都好辦，而他進入中組部的這個系統，他可以往上升遷。結果他就把中組部呢一竿子插到底的管道作為他鑽進去，從下往上爬的一個吸管，那麼這樣可以被吸上去。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往往這些大學生去做村官，他在當地不會給當地老百姓建立真正的紐帶關係。沒法根本改善基層老百姓有人為他們代言，有人為他們干實事或者基層老百姓能夠真正地保有人才，促進地方的發展。」
學者謝選駿說，中國對有才幹的大學生包括海歸派青年才俊的任用，還可以更大膽、更破格： 「這實際上日本在100多年以前就做過了。在1880年代，日本首先把一些從國外留學回來的人任命為官員，直接任命。那就說和這個日本在100多年以前的做法相比呢，中國大學生村官運動呢力度還太不夠呢。應該直接把這些大學生或者海外的留學生直接把他任命為省部級幹部，這樣才趕得上日本100多年前的一個做法。也就是說即使那麼做了，我們比日本還是有100多年的差距。鄧小平之所以能夠搞改革也就是因為他在法國做了幾年勤工儉學嘛。如果鄧小平沒有在法國勤工儉學過的話，那鄧小平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我們設想一下如果鄧小平當時從法國勤工儉學回來就把權力，國家大權交給他手裡，那中國的現代化可能就會提早好幾十年。」
謝選駿說，村官的選拔要公開透明： 「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進行公開化的、透明的選聘或者招聘，先把條件都公布出來，舉行公開的考試。首先就說要進行考試；第二呢這個考試呢應該是公開的，而不是說私下裡進行。這個兩點最重要。只要保證了這兩點，我想他們當地會找到他們最適合的村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