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中國作家協會指責重慶媒體報導作協在重慶開會期間豪華鋪張，與事實不符，《重慶時報》和《華西都市報》先後向作協進行道歉。有網民稱重慶媒體的這次道歉為「被道歉」。
《重慶時報》3月30號刊發題為《作家團先訂了總統套房 張信哲只好住普通套房》的文章，稱在重慶開會的中國作協接待規格相當高，包括五星級酒店的總統套房、兩千多元人民幣一桌的宴席，以及重慶作協專為接送作家準備的奧迪車等；《華西都市報》也在同一天發表了《住總統套房坐奧迪，作協開會有點高調》的報導。
中國作協回應重慶媒體「報導嚴重失實」，並公開了《華西都市報》4月1號發給作協的「致歉函」和酒店開具的證明。4月11號，《重慶時報》在報紙頭版頭條刊發向中國作協的道歉信。
重慶媒體道歉事件發生後，很多網民譴責作協「太霸道」、重慶媒體是「被道歉」。在重慶參加了作協會議的作家殷謙在其新浪博客，發表題為「中國作協為什麼不敢直面批評」的文章，表示「中國作協主席團的個別成員確實入住過總統套房，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華西都市報》的報導沒有到‘嚴重失實’的程度，只是個別地方措辭不嚴謹，造成了些許誤會。」
本臺記者致電中國作協副主席張抗抗女士，但她表示身體不適，不便接受採訪。對於「道歉事件」，《重慶時報》值班人員向本臺記者表示：「真的這個致歉信是因為當時我們的那個稿子有相應的一些錯誤，所以才登這個致歉信的。」
記者又致電《華西都市報》副總編趙曉夢先生詢問情況。
記者：「對不起我想問一下當時你們是處於什麼樣的考慮給作協發致歉函的呢？」
趙曉夢：「我不認識你，不能說好吧。」
北京作家凌滄洲表示，如果重慶媒體的報導只是一些細節上出了問題而沒有嚴重失實，他們的道歉多半是來自上層的行政壓力，對媒體記者來說未必公平。凌滄洲說，事實上，有關部門對媒體的處罰，往往具有選擇性：「事情就這樣中央電視臺報三鹿奶粉一千一百道，檢察官到現在也沒向全國人民道歉，也沒有向三鹿奶粉的受害者道歉。那是多大的失職啊。從這個意義來講，中國新聞人員的處境確實非常尷尬，非常困難的。 」
「南方都市報」資深編輯鄢烈山先生告訴本臺記者，中國報紙的總編、社長並不是民選出來的，他們只要對上層負責就可以，所以，媒體發生「被道歉」事件也不足為怪：「因為這些媒體都在宣傳部的管轄之下，換句話說也就是在市委領導在當地的省委領導之下，如果領導發怒了不高興了，施加壓力，逼著媒體道歉太平常了。」
鄢烈山先生強調，中國作協享受正部級單位，在中國這種社會背景之下，正部級單位享受豪華待遇並不是什麼稀罕事。他說，中國當年是仿效前蘇聯的體制把作家協會官方化的，現在看來，作協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毛澤東時代他們就靠這個工資生活還說過得去。現在這個國家本身它就是拿稿費的。搞一個很高的級別，養幾個專職主席、書記養一批人，憑什麼我們拿這個錢要養他們呢？」
據報導，除了道歉之外，《重慶時報》還解聘了主要撰稿記者；文娛新聞室主編被免職；分管的副總編輯停職檢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