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大唐新語》卷三記載，唐太宗貞觀年間，褚遂良擔任起居郎(唐代負責寫「起居注」的稱起居郎、起居舍人)。一次，太宗問遂良： 「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意思是說，你執掌「起居注」，都記錄了我的什麼事？我這個當君主的能看個大概嗎？褚遂良給予嚴詞拒絕，說： 「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戒，庶乎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說得很明白，搞「起居注」的目的就是約束君主的言 行，使他不做非法的事，不說非法的話。至於皇上您要看這記錄，對不起，沒有這個先例。太宗又問：「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回答說：「守道不如守官， 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我的職責就是記錄君主的言行，無論君主做何舉動，都一定要記的。這話說得夠硬氣。太宗碰了一鼻子灰，卻也不曾發怒，仍然讓遂良擔 任這個官職。這是他的英明之處。能夠約束自己的言行慾望，任用正直敢言的官員，這是「貞觀之治」得以形成的必要條件。有唐一代奉行開明政治，太宗奠定了基 礎。
到了宋代就不行了。趙家皇帝是靠兵變謀得的政權，人心未順，根基不穩，故時時刻刻繃緊了神經，警惕人們效法他們的做法，奪其天下。為了引導人們忽視武功， 他們採用了「崇文抑武」的國策。對文人則採取兩手策略，拉攏與恫嚇，一隻手抓著大把的胡蘿蔔，滿足他們的物質慾望，另一隻手則高舉大棒，不老實就收拾你， 文字獄就是他們的具體做法。他們最怕有人說他們的不好，對「起居注」格外關心，不但要審查所記的內容，還要讓起居郎按他們的意思來記，你要是不聽話，就把 你治罪。北宋時期，有個影響最大的詩歌流派——江西詩派，其首領黃庭堅，早年就曾擔任過起居舍人，參加編寫《神宗實錄》，憑著年輕氣盛，想效法唐人，把神 宗皇帝的言行無論善惡皆加記錄。結果遭到了政治迫害，被貶謫到荒蠻的南方，少壯情懷從此一蹶不振，再不敢放言國是，所作詩篇，大抵描摹山水、題詠書畫，興 趣落在花草樹木、禽鳥蟲魚上面。有宋一代的詩歌缺乏深度，弱於氣象，與趙家皇帝的心胸氣度直接相關。
筆者縱觀中國詩歌發展史，歷覽各朝各代的詩歌面貌，發現一條規律，那就是有什麼樣的政治就有什麼樣的詩歌，有什麼樣的皇帝就有什麼樣的詩歌。唐詩的恢弘氣派，與以李世民為代表的唐代皇帝的心胸氣度直接相關；宋詩的細密理性，與宋代統治者的謹慎細密的品格直接相關。
来源:看中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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