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指標
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是導致官員造假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高指標的始作俑者是中央。中央提出搞所謂的兩本賬。第一本的指標是公開的，必須完成的。第二本的指標比第一本高，但不公開，要爭取完成。中央有兩本賬，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賬，地方的第二本賬的指標比第一本要高，這樣層層加碼，導致不切合實際的指標高得嚇人。中國民謠說："上級壓下級，一級壓一級，層層加碼"，可以說是當年高指標的真實寫照。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了第二個五年計畫指標，表1是幾個主要指標，從中可見，要求到第二個五年計畫結束年（1962年）比第一個五年計畫結束年（1957年），許多指標都翻倍，甚至是幾倍。除了公開的指標之外，還有一個內部掌握的更加高的期望數。
指標高，層層加碼還不夠，還要伴隨著浮誇的升級而自己給自己加碼。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戴河舉行。這次會議正式公布 1958年糧食產量將達6000∼7000億斤，比1957年增產60%∼90%.1958年底，又把預計產量誇大到8500億斤。①1958年10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廖魯言在甘肅聲稱1958年糧食產量將達到9000億斤②（後來官方公布1958年實際產量4000億斤）。表2是山東省1958年糧食計畫指標變動過程。1958年初的指標已經是不切合實際了，指標比1949年後歷史最高值1956年的274億斤增長了16.79%（1958年實際產量是245億斤），③但是到同年10月就翻了幾倍。
如此誇張的高指標，其實大多數官員內心明白是完不成的，同時面臨著完不成任務要受到處分的壓力，造假也就成為必然的。當年完全沒有造假的基層官員恐怕不多，至少在農村的基層官員是如此。有差別的只是造假的程度而已。
（二）高壓
當年從中央到地方，一級給一級施加壓力。在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對完不成指標的官員要執行紀律，一警告，二記過，三撤職留用，四留黨查看，五撤職，六開除黨籍④。毛澤東甚至說：完不成生產或調撥計畫，要按紀律辦事，要鐵的紀律不要豆腐紀律，馬克思要與秦始皇結合起來。⑤
毛澤東給省級官員壓力，省級官員就給地級官員壓力，地級官員自然而然要把壓力下移。例如，廣東對大煉鋼鐵不那麼積極，中央有人打電話催問陶鑄："為什麼廣東大煉鋼鐵放不出衛星"，於是廣東宣布1958年11月1日一天廣東煉出生鐵878噸，煉出燒結鐵、海綿鐵1169噸。後來驗證，廣東 1958年動員全省一半的勞動力，實際合格鋼鐵產量只有4.2萬噸。⑥雲南省委農村部多次打電話、電報催促昆明市，於是昆明郊區也仿效外地移苗並秧的辦法，放畝產萬斤的"衛星"。⑦
一些省級領導浮誇少了也不行，1958年11月中央在廣州召開會議，湖南省委向中央上報全年糧食產量只增產兩成。會上批評了湖南省委，並成為第一個被插白旗的省份。⑧四川省宣漢縣幹部群眾牴觸1959年糧食生產指標和萬斤畝運動，地委負責人指示宣漢，"對頑抗消極的，實行上邊壓，下邊擠，內外夾攻，互相呼應，田頭院壩開展大辯論"，"實行火線整風"。⑨1958年7月雲南蒙自縣被上級送來一面白旗，因此蒙自縣委提出，"用鮮血染紅白旗的決心，送走白旗。"⑩鋪天蓋地的浮誇宣傳給基層官員的心理壓力不小。據說湖北有一位縣委書記，平日天不怕、地不怕，"大躍進"時期卻怕看報。因為報紙上的宣傳讓他心慌，擔心怎麼趕得上。{11}
高壓的最終承受者是基層幹部。安徽亳縣一位生產隊會計因報不出領導要求和產量而被鬥爭，報出高產後，又因此無法完成糧食徵購任務被認為是瞞產被鬥，從而被迫自殺。死後還被宣布為畏罪自殺。{12}1958年廣東省的兩陽縣（今陽江與陽春）一些參觀的幹部發現所謂高產的穀倉下面是空的，但是因為縣委和該公社負責人是北方幹部，怕捅破後被戴上"地方主義"或者"反黨"帽子，不敢說穿。1959年兩陽縣招開了包括公社幹部、生產隊長、會計、保管員共 10143人，歷時18天的反瞞產大會，直到一位生產隊長受不了壓力自殺後才停止。{13}
顯然，不能把造假簡單歸因於官員的個人品質問題，在上級層層重壓之下，而自己的命運又掌握在上級手中，這時要各級官員以民眾利益為重，已經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剩下的問題是如何造假，造假的程度如何。
（三）試驗田問題
當年官員造假，多出自糧食和鋼鐵產量。而糧食產量造假，多出於試驗田。1957年10月湖北省在農村推廣紅安縣的幹部、技術人員和農民群眾實行三結合種試驗田的經驗。湖北省委將這一經驗報告中共中央，得到賞識。1958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向全國推廣湖北種試驗田的經驗。{14}湖北省在大躍進時期放出第一顆水稻高產"衛星"，也是出自所謂的試驗田。這種試驗田很快遍及全國各地，如當年浙江省龍泉縣全縣1451名縣、區、鄉幹部有 95.2%參加體力勞動，種試驗田135.6畝。{15}
其實試驗田並不是為了試驗，許多試驗田事先就規定了指標任務。雲南省昆明市委在1958年7月甚至下文件，要求各區委及各鄉基層黨支部都必須搞一塊面積最少一畝的水稻高額豐產田，畝產要超萬斤。要種植有包谷或薯類的高額豐產地（包谷畝產5千斤以上，甘薯畝產10萬斤以上，洋芋畝產5萬斤以上）。{16}1958年信陽地委要求各級幹部包種小麥試驗田，畝產1∼3萬斤。{17}這種試驗田，其實是逼基層公開造假。
試驗田是落實到具體人頭上，因此官員自己的試驗田產量涉及面子問題，難免要作假。例如原信陽地委常委兼秘書長，1958年夏季在一個生產隊搞小麥實驗田，實際畝產30公斤，報為618.5公斤。{18}1958年10月長子縣委第一書記種的3.4畝試驗田放出高產"衛星"。其中玉米畝產 2427.8斤；紅薯畝產8340斤，並稱之為"帶頭田"。先後有4300多人前往參觀、學習。{19}
要求官員參加種試驗田，就是要求官員造假。最初讓官員種試驗田的目的，可能是讓官員瞭解勞動者的疾苦，讓官員知道農業的實際情況，可是最終演變成逼官員造假的工具。這類異化現象，在當代中國似乎屢見不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