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前的北京（看中國配圖)
在現有權力結構的導演下，一個規模巨大的儀式即將在北京上演。官方媒體是這樣來描繪的："千萬的北京市民和祥瑞的千年古都，正以前所未有的新面貌新氣象，喜迎即將到來的六十年大慶。"根據有關報導，這次官方採取的安保措施之嚴密甚至超過了北京奧運會，北京已經與周邊天津、河北、內蒙古、遼寧、山西、山東六省區共同簽署一份加強十一安保的"護城河"工程，同時北京市政府將發動80萬市民參加安保。
再瀏覽近期的主要網站，"慶祝‘新中國’成立60週年"的大紅橫幅掛在網站醒目的位置，各種宣傳60年來成就，展現國力強盛的專題已呈氾濫之勢。於此同時，網路封鎖更加變本加厲：許多持有獨立立場的網站被關閉，主要門戶網站的新聞評論功能被取消，一些知名評論家的博客被取締。新聞辦更是直接通知各大新聞網站，封殺那些專業傾向明顯的平面媒體，比如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等的文章一律不能刊登，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新聞。
在網上《公民》發表的評論文章，認為，為了營造中共建政60週年喜慶氛圍，黨主導下的權力機器已經近乎無所不用之極。
文章說，從正常的角度，很難理解一個本應是民眾積極參與慶祝的儀式，當局卻要採取這種視民如寇、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極端防範措施。這種嚴防死守狀態下的慶祝儀式，還會給人們什麼榮譽感嗎？說實在的，普通民眾真的覺得有什麼值得慶祝的嗎？！當然在中共的政治情境中，重大儀式背後，往往包含了權力鬥爭、利益分配等特別的政治意圖，而這種黑箱操作最怕的就是公眾的關注和參與，因此採取措施壓制公眾的聲音和參與或許也並不奇怪。
而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看，這種刻意製造出來的緊張到骨子裡的"喜慶氛圍"恰恰表明瞭由於政治合法性的缺失，權力階層內心的恐懼，他們必須要通過特定的儀式和話語體系，以不斷重複的方式來迷惑公眾，塑造公眾心理，掩蓋缺乏合法性帶來的恐懼感。在那些信息完全被封閉的地方，比如朝鮮或者古巴，這種經常舉行的極權主義儀式就是對公眾常態化的集體催眠。不過，由於多年以來觀念的演進和社會結構的多元化，加上信息技術的發展，這種催眠儀式，已經很難再對中國公眾心理形成操控。50週年大慶的時候，李慎之先生以其"風雨蒼黃五十年"的名篇引發了廣泛共鳴，表達了社會獨立意識的增長。即將到來的中共60週年大慶，耗資更大，動員規模更廣泛，閱兵儀式更加雄偉，數十萬群眾照樣歡呼。但是在面對一個崛起中的公民社會的時候，這種盛大儀式已經很難製造公共認同，一個日益衰敗的後權威政體的尷尬已經無法掩飾。一句廣為流傳的嘲諷："與其這麼費事，不如把60週年大慶外包給朝鮮" 就道盡了公民社會對這種儀式的厭惡。
不過，有句俗話是，當局者迷。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在長期特定觀念的灌輸下，當局者自己被權力導演出來的假象所迷惑，萬民敬仰的圖景掩蓋了真實世界中深刻的矛盾。威權體制晚期的這種結構性失靈讓人驚詫，卻又是非常普遍。通過這次十一儀式安排本身，也表明瞭威權體制在一個政治僵局中越陷越深。在歷史事實上，當局顛倒黑白，掩蓋了60年以來極權統治帶來的災難；在政治價值上，當局繼續堅持自相矛盾的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拒絕普世價值；在政治運作上，當局繼續壟斷權力，堵塞公民參與渠道；在政治前景上，當局繼續鴕鳥主義，並打壓民間對政治民主化的探尋。而作為這些矛盾的表現，中國社會就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那就是政治結構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張力越來越大，而政治結構的不安全感越來越強，對公民社會的打壓也越來越嚴厲。
如何打破這個惡性循環，重新塑造公民社會和權力結構的關係，建立現代社會的政治秩序，沒有給定的路徑，僵局的打破依賴於參與演變進程的各種力量的博弈。在這個意義上說，公民社會的各種力量責任重大，大有可為。
而另一篇文章，木然的"如何看待公信力降低"？則是認為，《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使公眾信任的力量。公信力的概念源於英文詞 Accountability，意指為某一件事進行報告、解釋和辯護的責任；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並接受質詢。公信力是指在社會公共生活中，公共權力面對時間差序、公眾交往以及利益交換所表現出的一種公平、正義、效率、人道、民主、責任的信任力。公信力既是一種社會系統信任，同時也是公共權威的真實表達，屬政治倫理範疇。
盲目信任要付出成本，要冒風險，要付出代價。想當年，一首《東方紅》紅遍中國的大江南北，歌詞唱道："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正是出於對毛澤東的極端信任，才使毛澤東的權力漫無邊際，才使毛澤東發動了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如果人們對毛澤東不太信任，對毛澤東有些懷疑，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可能還會搞，但時間不會那麼長，死人不會那麼多，經濟不會那麼崩潰。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反右搞不了多長時間就會因為人們的懷疑和不信任而半途而廢,繼後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也不會發生。盲目信任助長了權力的濫用，盲目信任壞了別人也毀了自已，甚至會失去自己的生命。盲目信任是建立專制政治的心理基礎和政治倫理。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民主政治就是不信任政治。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是自私的，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政治家也具有一般的人性，自私的人性進入政治領域也好不到哪裡去，政治家和政府官員都會最大限度地追求他們自己的利益。政治家和政府官員是不可信任的，必須設計一種制度規則來限制他們的權力，使他們在制度規則下行使權力。公共選擇理論由對人的不信任轉求制度，由對政治家的不信任轉化為對制度的信任，從而為民主制度的設計提供了較好的路徑。
最近一段時間，人們通過社會調查，通過自己的切身體驗，都會感覺到群眾對政府不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在降低，有人幸災樂禍，有人拍手稱快，有人憂心如焚，有人憂心忡忡。樂之憂之各有各的道理，但卻不是全部的道理，只是部分的道理，還有部分的道理在於，公信力降低是民主意識提高的表現，是權利意識的表現。其不信任的背後，還是有民主的訴求的。
人們對中共官員的不信任是由以下幾個方面造成的：政府的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政府與民眾總也想不到一起，政府追求強國夢，追求GDP，民眾追求生活質量。政府講長遠利益，民眾講的是眼前利益。甚至是不是有長遠利益只有鬼才知道；政府不兌現承諾；政府不斷侵權，民眾要求維權；政府與民爭利。民眾要求民主，政府講假民主，明明人民當不了家作不了主，即使在民主社會裏人民也當不了家作不了主。政府偏說人民當家作主，試想普選都沒有，人民手中無選票能當家作主嗎？把人民抬到神聖地位的目的就是制止實行一人一票的真民主。民主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事，因為簡單，才能普及。
不可否認，公信力降低是一種危機，危機就是有危險有機會。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的實質是對政府某些官員的不信任，而不是對所有官員的不信任，更不是對制度的不信任。否則就可能會有革命、有暴力、有流血、有犧牲、有暗殺。就不會有上訪，就不會有遊行、示威等行為。他們不相信某些官員，他們還是相信這個制度的，如果對政府官員的不信任轉化為對民主制度的探求，通過制度改進化解對政府官員的不信任從而達到對制度的信任不也是一件好事嗎？
如前所述，民主制度裡的民眾對政府官員更不信任，但因為民眾的表達渠道是暢通的，使得這種不信任得以消解。他們可以通過憲法和法律、憲政、質詢、彈劾等手段使官員正確行使自己的權力，通過媒體把尼克松轟下臺，可以使克林頓的拉鏈門關上，並向全美國人民道歉，可以使歐巴馬一杯啤酒釋前嫌。還可以通過選舉選出新一輪政府，讓原來的政府靠邊站。最近日本的自民黨政府下臺民主黨上臺又給日本的官員上了一堂生動的民主理論和實踐課，中國政府官員通過媒體也當了一次旁聽生。
通過經濟績效讓民眾重新確立信任，通過民族主義重新確立信任，通過宣傳歷史的豐功偉績來確立自己的信任，這只不過是轉移矛盾的藉口，是把矛盾累積起來的美妙說辭，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表現，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社會庸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