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千年專制統治，使得中國歷史的書寫以"勝利者"為本位，唯權力馬首是瞻。梁啟超1902年發表《新史學》："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痛斥舊史學是"霸者的奴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正因為如此，國共兩黨在上個世紀殺得你死我活，但對共同的" 恩主"孫文始終敬若神明。
國民黨實現民主轉型之前，神化文比中共有過之而無不及。寫革命領導人，以孫文為中心，以一黨一人劃線，衡量是非，褒貶人物，多有刪削史實、塗飾功過之弊。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僅因突出日知會的歷史功績，竟被國民黨政府以不符事實為由查禁[1]。
事實證明，中共極力推崇的人物，若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周恩來，都不過是暴君或助紂為虐的奴才，孫文是否能夠例外？號稱開創民國的他與大陸後來的淪陷有無因果聯繫？
魯迅1925即發出感嘆："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只有十四年！"（《華蓋集*忽然想到》）
由於國共兩黨的神化，孫文化為一個充滿謊言的政治符號，籠罩著20世紀的中國，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現在和未來。本文試圖剖析孫文引狼入室（"聯俄、容共"）的前因後果，呈現一個真實的孫文及其對中國政治的影響。
個人感覺，以是否有助於自由民主的增益來評判一個政治人物的言行，或可直切要害：以"二次革命"（1913年）為分水嶺，之前的孫文，為排滿革命、建立共和，八方奔走、積極籌劃，不愧為國之良才；之後的孫文，鼓吹"黨在國上"，以一己、一黨之私凌駕於民眾和國家利益，為獲得蘇俄軍援，竟飲鴆止渴、"聯俄、容共"，淪為中共亂華的關鍵先生。
徒具虛名的臨時大總統
1913年之前，孫中山與日本極端右翼組織黑龍會的合作，以及為求得外援出賣國家利益，向來為人詬病。孫中山於 1895年日清戰爭期間籌劃廣州起義，有論者認為："當時中日兩國仍處於戰爭狀態，日本是敵國，在這種形勢下，孫中山要求敵國政府援助起義，攻打本國政府，顯然有損民族利益。"[2]
這種論調進入了一個誤區：將專制政權等同於國家，把滿清統治者的利益等同於華夏56個民族的利益。
美國學者韋慕庭認為："對於提供特權、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許孫中山毫無內疚不安之感。因為，他的注意力集中於一個偉大的目標：推翻可惡的清王朝，建立一個有利於中華民族的進步政權。"[3]
為排滿籌措革命經費，爭取黑龍會、三合會、外國政府、滿清地方官員的支持，發動留學生、華僑、士紳、軍人、流民等一切仇恨滿清統治、同情革命的人，對於除了滿腔熱血一無所有的革命黨人來說，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也正是這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行事風格，為孫中山日後"聯俄、容共"打下了伏筆。
孫中山組建革命黨，宣傳排滿、民主思想，先後籌劃10次武裝起義，貢獻甚巨。外媒評論國人起義："蚩蚩之民，發出雷霆之威，義憤之火焰行將燒遍四百餘州。"[4]但據此無限拔高，把辛亥革命說成是孫中山一人領導，被袁世凱竊取了勝利果實，導致革命失敗，確乎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1905年在日本東京成立的中國同盟會，是革命黨一個鬆散的聯盟，內部政見紛雲、派系林立。1907年6月和 1909年9、10月間，陶成章、章太炎先後兩次發動"倒孫風潮"，要求"開除孫文總理之名"，使南洋各分會直屬東京同盟會總部。孫中山對東京"本部"亦深感失望，甚至對張繼說"弟已不承認為彼等之總理者久矣"。1908年秋，孫中山在新加坡設立同盟會南洋支部，與東京"本部"已無隸屬關係。1911年，宋教仁、譚人鳳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奉東京本部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為友邦"[5]。
孫中山連同盟會都無法完全領導，談何領導辛亥革命？
革命爆發時，孫中山正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一家中餐館打工為生[6]，從《丹佛郵報》上得知有關起義的消息後，他立即趕往華盛頓，希望能與美國國務卿諾克思（PhilanderC*KnoX）安排一次秘密會見，結果吃了個閉門羹[7]。美國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專家薛君度教授認為："在組織武昌起義的過程中，孫中山無論直接或間接都沒有參加。"（薛君度《黃興與中國革命》，香港三聯書局，1980
）
辛亥革命是以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為開端，有社會上各種反清勢力（包括統治階級中下層的官紳與軍人）參加，以推翻滿清統治為目標的一場兼有武力與談判、鬥爭與妥協的革命，是"三道合一"、"四極動員"的結果。所謂"三道"，一是革命黨人長達十餘年的武裝起義，二是立憲派（"直省諮議局議員聯合會"）發起的"請開國會運動"，三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收回利權運動；所謂"四極"，即會黨、新知識界、中下層官紳與新軍等四種社會力量[8]。
情況已經很清楚了，孫文是革命黨的領導人之一，遠不具備領袖群倫、一言九鼎的實力和地位；而革命黨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但並非唯一的力量。說孫文領導了辛亥革命及革命最終失敗（袁世凱竊取勝利果實），都是欺騙了國人近百年的彌天大謊。
1895年之後的16年當中，孫文除了在上海作過三次秘密而短暫的逗留，以及1907年12月為了視察一次預謀的起義而通過中越邊境進入廣西之外，從未踏上中國的土地。事實上，長期流寓海外的孫文遠離了中國革命的迅猛發展，他對中國革命黨人的領導脫節了[9]。
辛亥革命達到了排滿、建立民國的目的，民國至今在臺灣蓬勃發展，中共硬說它失敗，不過是為了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真正的繼承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辛亥革命發展的碩果"[10]，以此獲得統治大陸的合法性，部分遮掩暴力顛覆民國、堅持獨裁專制的事實。 2006年11月12日，胡錦濤發表《在孫中山先生誕辰140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這個"三最"講話被翻譯成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朝鮮文出版發行，當然不僅僅是為了統戰的需要。
長期以來，史學界普遍認為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本屬孫文，只是由於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孫文高風亮節、顧全大局，才"讓位"給袁世凱。唐德剛認為："'論革命歷史，論海內外聲望，論建國學理，則應屬孫文'，就是憑這三條，孫文當選為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之讓袁，治史者平心而論之，實旨在為國為民"[11]。此種言論，貌似公允，實則錯謬百出。
必須先搞清楚一個概念：孫不是"讓位"，而是"還位"於袁。革命黨人和南方獨立各省，從開始醞釀到具體籌組民國臨時政府，自始至終都把臨時大總統一席定給了袁世凱。
辛亥革命，為開天闢地以來，華夏第一次旨在建立民主共和政體並獲得成功的革命，一時多少英雄豪傑、才人志士，公認大總統"非袁莫屬"，豈能毫無緣由？
戊戌變法失敗之後，袁世凱作為封疆大吏，首倡滿清立憲，不遺餘力地推行"北洋新政"，編練新軍、發展實業、開辦新式學堂，深得人心；1909年1月2日，攝政王載灃擔心袁世凱功高震主，將他"著即開缺回籍養痾"，革命黨人亦刮目相看，視袁為潛在的反清勢力。1911年 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搖搖欲墜的清王朝將賦閑在家的袁世凱當做救命稻草，14日到26日連發七道諭旨，從湖廣總督、欽差大臣，到總理大臣，委任的官職越來越高。
袁世凱出山之時，革命形勢已如驚濤裂岸，短短兩個月，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等省市相繼宣布獨立，國際社會和立憲派強烈要求罷兵息戰，袁世凱審時度勢，開始著手南北議和[12]。
國內最早公開報導以袁世凱為民國大總統消息的是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機關報《民立報》，該報1911年10月21日報導："《每日鏡》（Daily
Mirror）、《倫敦晚報》（London Evening
News）及其他各報宣言孫逸仙已選袁世凱為第一總統。"27日，武昌起義僅過半月，湖北軍政府的首腦人物就以"全鄂士民"名義，寫信勸袁世凱"率部下健兒，回旗北向，犁掃虜廷"，"漢族之華盛頓，惟閣下之是望"（楊敦頤《滿夷獵夏始末紀》第八篇）。
11月12日，黎元洪又通過劉承恩帶信給袁世凱，明確表示，只要袁氏"與吾徒共扶大義，將見四百兆之人，皆皈心於公。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國〕大總統，公固不難從容獵取也"。黎元洪作為當時獨立各省之總代表，上述表示無疑反映了當時整個南方對臨時大總統人選的取向，並且對當時政局與新政權的人事安排起了重要作用[13]。
當時還在英國倫敦的孫文得知南方各省關於大總統"非袁莫屬"的意向後，專門致電軍政府表示同意："總統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推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固國基。"黃興則早在11月9日就以南方民軍司令名義致電袁世凱："興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義斷無先後之別，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誠望袁世凱"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
1911年12月2日，在漢口召開的各省軍政府代表聯合會議作出決定：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決定"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待袁世凱反正，即公舉為臨時大總統；12日，14省共39名代表由武漢、上海齊集南京，在14日舉行的全體會議上再次決議：暫緩選舉臨時大總統，"臨時大總統未選定以前，以大元帥暫行其職務"；18日，臨時政府代表伍廷芳與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於上海正式舉行和談。
既然臨時政府決定以大元帥暫行臨時大總統的職務，"虛位待袁"，又何必推選孫文為臨時大總統？
原來，黎元洪、黃興都不願當副元帥，在大元帥職位的問題上僵持不下，而臨時政府又迫切需要一個頭面人物出來暫時行使大總統職權，恰好孫文12月25日來歸，選舉其為臨時大總統，乃解決這一難題的權宜之計。29日，孫文當選臨時大總統之後，在黃興的要求下，不得不立刻根據漢口決議，"聲明暫時就職"，隨後以各省代表聯合會之決議精神致電袁世凱："文既審艱虞，義不容辭，只得暫時擔任......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並在就職誓詞中特意表明："至專制政府既倒......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可見，孫文就任的臨時大總統從一開始就只是一個"虛位待袁"、有名無實的臨時大總統，先前"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的情況並未因孫文當選而改變[14]。
心有不甘的孫文確曾有過取消南北議和，誓師北伐、直搗黃龍，衝破"虛位待袁"藩籬的打算。但是，黃興主張"化敵為友"，讓袁世凱做"一個民選的總統"（《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汪精衛更是直言不諱："你不贊成議和，是捨不得總統嗎？"[15]何況，臨時政府窮得叮噹響，南京十餘萬民軍的費用沒有來源，黃興急得吐血。軍隊的伙食從干飯改為稀飯，後來連稀粥都不能保障。孫文為借款焦頭爛額，以致出讓滿蒙向日本借款，由於國內外輿論的強烈反對，借款談判才被迫終止[16]。
另一方面，駐外公使紛電北京，要求俯順民情，承認共和（《辛亥革命》叢刊（八））；各國政府停止向清廷支付業已談妥的貸款，更是釜底抽薪，北洋喪失了繼續作戰的財力（袁世凱《請收回封爵成命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第1743號），上至段祺瑞等較為開明的高級將領對於共和"甚韙之"（廖少游：《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辛亥革命資料類編》），下至普通官兵"多被感化"（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4篇）。民國建立後，頑固守舊的馮國璋等也"贊成共和"（廖少游：《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辛亥革命資料類編》）[17]。
革命黨人議和的底線是：實行共和政體，否則一切免談。梁啟超對南北情勢洞若觀火："項城兵雖厚，然欲藉此以平十四省，則不僅勢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凱率全體閣員聯銜上奏，以"民貴君輕"為由，陳述"民軍所爭的是政體而非君位，所要的是共和而非宗社"之情狀，請隆裕太后和宣統皇帝"俯鑒大勢，以順民心"；26日，堅決反對共和的"君主立憲維持會"（宗社黨）首領良弼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皇族為之膽寒，無人再敢出頭反對共和。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統皇帝的名義頒發退位詔書，在中國施行了兩千多年、以一家一姓統治天下的君主專制一朝終結；13日，袁世凱通電贊成共和，孫中山向參議院送交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的咨文。
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民國臨時大總統，蔡元培代表孫中山致辭祝賀。袁世凱"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包括皇室在內的滿族沒有面臨血光之災，避免了全面內戰和類似法國大革命的悲劇，這一巨大的歷史功績，不能因其後來復辟帝制而加以否認或選擇性遺忘。
註釋：
[1]嚴昌洪、馬敏：20世紀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歷史研究》，2000第3期。
[2]茅家琦等《孫中山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3]韋慕庭《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新星出版社，2006.8。
[4]斷水樓主人《清朝之末路》，《革命評論》第7號，日文版，支那革命專號，1907年1月1日。轉引自饒懷民《黃興評價中的幾個問題》，《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2期。
[5]董增剛《孫中山"大同盟"思想與同盟會辨析》，《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6期。
[6]唐德剛《袁氏當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4。
[7]陶文釗《美國與中國的三次革命》，《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2期。
[8]陳小雅《關於辛亥革命"避免論"的幾點思考》，《求索》，1992年第6期。
[9]同[3]。
[10]《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人民日報》社論，1981.10.9。
[11]同[6]。
[12]夏斯云：袁世凱接受共和原因新探《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1期。
[13]陳一容、張國鏞《孫中山"還位"辨正》，《史學月刊》，1997年第3期。
[14]同[13]。
[15]蕭超然主編《中國革命史稿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7。
[16]李菁《天下為公：孫中山傳》，華文出版社，2006.11。
[17]夏斯雲《袁世凱接受共和原因新探》，《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1期。
（未完待續）
来源: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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