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飯後，外語系紅衛兵敲鑼打鼓來我家查抄四舊和反革命罪證。四人小隊由小包帶領，他是我教過的男生，兩年前畢業後留下當助教。他平常見我總是未語先紅，今天卻繃著臉對我說："巫寧坤，把你從國內外收到的信全部交給我"。我說："我們沒有保存舊信的習慣。"那是我們從1955年反胡風運動吸取的教訓。於是他下令讓我開一個和我通訊的親友名單。我照辦。四名抄家客翻箱倒櫃，彷彿十一年前肅反時在南開大學演過的舊戲又捲土重來。幾小時後，抄家小隊收兵，帶走幾件可疑物品。一件是我的手提打字機，盒蓋上有十五年前我從舊金山上船回國前李政道用白漆寫的"北京燕京大學巫寧坤"字樣。還有兩本相冊，其中一本有我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後和李政道以及我的美國朋友伯頓夫婦的合影。另外還有我的柯達布朗尼兒童照相機丶兩個從舊唱機拆下的電子管丶一個一百瓦燈泡丶和幾條舊領帶。連我們的英國自行車也不由分說被我班上一個男生強征去"鬧革命"了。
紅衛兵總部又勒令全校牛鬼主動交出屬於四舊的書刊文件和其它物品，否則格鬥勿論。我選出了一堆中丶英文書刊，其中包括我在曼徹斯特學院1948級紀念冊《曙光》，這名字在當時倒有點反諷的意味，另外還有我在曼院和芝大的學位證書。我還得自己把它們送到一個新成立的四舊存放室。在去交四舊的路上，我經過起義外交官老王夫婦住的公寓樓。王太太正在從三樓一個窗口大哭大喊："我不是地主！我是老王的愛人！我要收回我們值錢的東西！"路上有幾個人抬頭往上看，有人說："這女人瘋啦。"我走到四舊室，發現裡面已經放滿了圖書丶藝術品丶衣服等等，便自我安慰我的損失和別人比起來實在微不足道。但是後來聽到怡楷三哥世瑜的損失，我卻嚇呆了。他是世界知名的中國民間宗教專家，幾十年來好不容易收集了幾千種稀有的"寶卷"，卻被街道上的紅衛兵用三部板車拉走了，下落不明 。
隨後幾天，在外語繫帶動下，各系紅衛兵紛紛對本係採取了類似的"革命行動"。全校牛鬼隨時隨地被揪鬥，其餘時間在校農場勞動，或干髒活，例如從糞坑把大糞抬到農場。與此同時，大部分革命師生到全國各地進行革命大串聯，免費旅遊。旅遊客從北京和其它大城市帶回形形色色的大字報，貼滿了校園。除了那些神化"偉大領袖"丶歌功頌德的文字，其中大多數都是對黨政領導幹部的瘋狂抨擊。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成了罪大惡極的走資派的總頭目。紅衛兵深深捲入黨內最高領導層內部你死我活的鬥爭，在全國分裂成兩大"造反派"。時隔不久，派系之間在大字報上的唇槍舌劍發展成武裝鬥爭。到了1967年夏，全國實際上已處於內戰狀態。
校園和合肥市一樣掌握在兩個勢不兩立的武裝造反派手裡。男女小青年成群結隊，胳膊上戴著紅衛兵袖章，手裡拿著大棒或匕首，在大街上遊逛，搜索敵對派別的成員。駭人聽聞的傳說不脛而走。市民沒有必要就不出門，後來乾脆到外地去避難。怡楷和我不知怎麼辦，就到火車站去瞭解一下情況。我們發現站台上人山人海，眼前有一列火車升火待發，不但車廂裡擠得水泄不通，就連車頂上也坐滿了人。不難想像列車穿過第一個隧道時坐在上面的人就會摔死，後來聽說果真如此。這番景象讓我想起，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我逃難時乘的火車，但哪怕在那時候也沒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坐在火車頂上。我們噹噹機立斷，我們只能就地湊合著活下去，而不能拿孩子們的性命去冒這種危險。
一旦黨的領導癱瘓，"革命小將"要麼外出免費旅遊，要麼忙於打派仗，牛鬼也就沒人管了。校園空蕩蕩的，夜晚一片死寂。有一天，怡楷找回了我們的英國自行車，她是在一棟男生宿舍發現的，扔在牆角的垃圾堆旁，毀得面目全非，好像一個整得遍體鱗傷的老知識份子。我們在兩個大缸裡儲滿了飲水，用所有的票證盡量儲備食物。
燃料成了大問題。時值盛夏，煤球停止供應。煤球工人，和其它行業的工人一樣，也停止生產，有的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一派，有的去周遊全國鬧革命。走投無路，我和住在我樓上的一個年輕人在烈日下拉了一部平板車去十幾里外的一個煤場，但願能拉回一車煤球燒爐子。煤場擠滿了人和平板車，我們一到就聽說我們得自己動手做煤球。排隊等了一個鐘頭之後，我們終於付了錢，開了票，去領每戶每月二百斤定量的煤。然後是搶一輛小鐵板煤車，裝滿煤灰，沿著一塊跳板，推過去，倒進一臺煤球機。直到下午四五點鐘，我們二人才光著上身把四百斤寶貴的煤球拉回家。雖然全身黑汗淋漓，我感到一種反諷的滿足，有氣無力地對一同拉煤回來的年輕人說："艱苦奮鬥，自力更生，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怡楷和一丁幫我把兩大筐煤球抬回家後，我蹲在小廚房裡水池上面唯一的水龍頭下面，用水沖洗我滿身的煤灰和汗水。
有什麼睿智的先知能告訴我，這片國土上正在發生什麼事情！是那些大權在握的領導者走火入魔，還是一個民族正在經歷什麼神秘的危機 ？
1968年2月下旬，我收到堂弟從揚州發來的電報，得知老母病逝。幸而兩派的小將忙於打派仗，顧不上對牛鬼專政，我才能向系主任請假一週奔喪。多年來，我常常惦著回故鄉一行，怎麼也沒料到，"三十一年還舊國，"竟是在腥風血雨中來埋葬含恨死去的老母。經過一夜車船的折騰，我這個遊子終於踏上了闊別三十一年的故土，我多想喊一聲："故鄉，你的遊子回來啦！"可是故鄉變化不小，乍一看，幾乎面目全非。那熟悉的城牆不見了，那些青石板路也不見了，我的腳下是一條板著幹部面孔的水泥大街。兩旁排列著千篇一律的兩三層的水泥樓房，要多醜有多醜。而我呢，"塵滿面，鬢如霜"，形同陌路。我問了幾次路才找到家門，兩扇黑漆大門變成了一扇寒磣的小門，進門後才知道經過"房改"，原來巫姓一家住的房子已經住上好幾家了。
聽堂弟妹們說，老人家是因為缺醫少藥，糖尿病加劇致死。靈停在她度過最後一年多孤苦伶仃的日子的黑屋子裡，棺材是用兩扇舊門板打的。第二天，我默默地跟在一輛平板車後面，把靈柩送往城郊去安葬。一路上，我回想她的一生。從小是個孤兒，在叔父家長到三十多歲，後來被嫁給我父親作填房，接管六個未成年的兒女。父親賦閑，家裡靠典當過日子，娘真是茹苦含辛把我們拉扯大了，還不讓失學，談何容易！後來一人寡居十年，直到我回國後把她接到北京同住，滿心以為從此可以歡度晚年了。無奈十七年來，老人家受我株連，沒過上幾年好日子，最後還趕上文革苦海無邊，唯有一死才得到解脫。
安葬後第二天，弟妹們忙著鬧革命，我獨自到大街小巷走走，看看故鄉似曾相識的面貌，聽聽久已生疏的鄉音。三十一年前，敵軍壓境，我才十七歲，滿心的恐懼和夢想驅使我在腥風血雨中獨自背井離鄉，去追求一個美好的新世界。如今夢想早已破碎，恐懼卻牢牢地織入生活的經緯，新世界還是鏡花水月。死者好歹安息了，活下來的，磨難還沒盡頭哩。
三
造反派之間的武鬥，在全國範圍內鬧得烏煙瘴氣，造成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偉大領袖"下令，由解放軍和工人分別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大學和中學，領導革命。1968年春夏之間，在工宣隊和軍宣隊領導下，兩派形成"大聯合"，加強對階級敵人的無產階級專政。文革又進入一個新階段，名曰"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要深挖階級敵人，一一打入另冊。
各系紅衛兵隨時通過廣播大喇叭勒令被點名的牛鬼參加勞改。外語系紅衛兵首先揪出冒教授丶孔教授丶"狗叛徒"吳老和我。孔教授夫婦的女兒貼了一張大字報，指控她父母是"反動派"，因為他們開後門讓她進了外語繫上學。冒教授的兒子勒令他每天勞改回家後在毛主席像前面低頭認罪。其它各系相繼傚尤，被揪的範圍從反動學術權威擴大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即黨政領導幹部和各系系主任。我竟然官運亨通，又當上了外語系牛鬼小組長，這時候我的小組已有十多名組員，其中包括李主任和黨總支郭副書記 。
李主任十幾歲參加東北紅軍，後來轉戰抗日和國共戰爭的戰場。他一向以響噹噹的老革命自居，體內還有一顆日軍的子彈，壓根兒沒拿紅衛兵當回事兒，而把他們的所謂革命行動看作黨中央內部週期性的左傾機會主義的表現。不料1968年5月16日，這位老紅軍突然之間發生了猝變。那天是標誌文革正式開始的"516"通知發表兩週年，安大造反派為了表示慶祝，下令全體牛鬼從早到晚整天勞改。下午，外語系小組全體人馬在學生宿舍前面勞動，李主任跟我打了個招呼，說身上不舒服，就坐到路邊嗑瓜子兒，後來隨便說了一聲"老巫，我先走啦，頭疼，"就提前下工了。等到我們收工把鐵鍬和鋤頭送回工具房，突然聽到大喇叭裡爆出廣播員用歇斯底里的語調播送一條十萬火急的通知：
"請注意！請注意！全體解放軍指戰員丶全體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師傅丶全體革命造反派戰士：頃接北京黨中央急電如下：‘黨中央確認安徽大學李某某丶楊某某二人為蘇修特務。上述罪犯應立即由解放軍6408部隊逮捕，聽候處理。'革命同志們，立即行動起來揪出這兩名蘇修特務！"
我還沒弄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只見周圍人潮洶湧，奔向李丶楊二人住的宿舍樓。幾分鐘之內，抓特務的小將們從背後猛推兩名"蘇修特務"沿著校園的大路飛跑，緊跟在後面的人群邊跑邊喊"打倒蘇修特務李某某丶楊某某！打倒蘇修！"等等。兩名罪犯的胳膊被十字交叉扭在背後，頭髮往後揪，頭向上抬。他們身上的白體恤撕破了，李主任光著雙腳，楊主任光著一隻腳，另一隻還穿著黑布鞋。在校園大門口，二人被押上一輛軍用吉普車送往市內省公安廳拘留所。
来源:博訊博客
短网址: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本站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誠徵榮譽會員】溪流能夠匯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愛。我們向全球華人誠意徵集萬名榮譽會員：每位榮譽會員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訂閱費用，成為《看中國》網站的榮譽會員，就可以助力我們突破審查與封鎖，向至少10000位中國大陸同胞奉上獨立真實的關鍵資訊， 在危難時刻向他們發出預警，救他們於大瘟疫與其它社會危難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