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來，中國大陸惡性公共事件頻生，石首事件烽火未冷，7月5日晚，新疆烏魯木齊市又發生暴力群體衝突。此據官方報導，事件已造成156人死亡，800多人受傷，數百輛車輛被毀，財產損失巨大。這是繼去年3月西藏暴力群體事件之後，中國又一引起國際咂舌的大規模群體衝突事件。新華社引述當地公安消息來源說，週日的事件發生以來，當局動用了兩萬多名武警、特警和武警消防部隊。公安、武警已經在重點區域設立了關卡，周邊地區也設立檢查哨堵截官方所說的"暴徒"。
週一，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將這起事件定性為"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並稱這起事件是由"境外指揮、境內行動，有預謀、有組織的"、"受到三股勢力煽動的"、"敵人的分裂破壞活動"。「烏魯木齊市發生了不法份子上街遊行集會示威事件，在個別地方發生了打砸搶燒事件。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混雜其中圍觀。」黨喉舌人民日報7月7日立即發表了氣勢洶洶的評論員文章《嚴厲打擊暴力犯罪 堅決維護社會穩定》，文章稱：「這是一起境外指揮、境內行動，有預謀、有組織的打砸搶燒事件。這種喪心病狂、令人髮指的暴力行為，是決不能容忍的。我們要迅速行動起來，以強有力的措施和手段，嚴厲打擊暴力犯罪，堅決維護社會穩定。」
日前，總部設在德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表示，現已有上千維吾爾人被捕，他們呼籲從7日起，全球各地的維吾爾團體舉行示威活動，抗議中共對廣東韶關維漢群毆事件的不公正處理，以及對烏魯木齊和平示威群眾的鎮壓。
此事件再次引發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與評論，聯合國以及多個國家週一都呼籲政府尊重民權，保持節制。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則呼籲通過對話和平解決衝突；美國政府對死人事件深表遺憾，其國務院發言人還說，我們希望各方保持節制；義大利總統納波利塔諾會見來訪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時強調尊重人權的重要性；英國則呼籲中國當局以及參與騷亂者對話，其首相發言人說，英國對新疆發生的事件非常憂慮；國際大赦組織也為此呼籲中國調查新疆事件真相，釋放和平示威民眾。國際性的主流媒體路透社報導說，中國當局指責境外勢力的手法同去年3月處理西藏抗議騷亂的手法相同。
此事件的發生，應是維漢兩族的共同不幸。本文譴責這起違反最基本人權，剝奪無辜民眾生命與財產的暴力活動，並向事件中不幸死去的無辜生命表示十分的惋惜與沉痛的哀悼。其實無論是維吾爾人還是漢人，生命都是同等珍貴的。所以我們更需要追問導致這次事件發生的真相與官方的責任。我們不能接受官方又一次以「敵對勢力」與「不明真相」為遁詞而推卸政府責任。政府作為一種社會的管理者與秩序的維護者，在你的眼皮之下發生如此生命與財產的慘重損失，你首先不是檢討自己的責任而是搶先推諉責任給「三股勢力煽動的"和"敵人的分裂破壞活動"以及群眾的「不明真相」。那麼政府在其中的所扮演的腳色又是什麼？
世所共知，中國政府有壟斷信息資源的絕對權力與高科技預警系統，對群體事件防範未然一直是政府一再強調的「維穩」目標。政府此次為何要讓維漢兩族矛盾積蓄成災再出面彈壓，釀成如此悲劇？對此，港媒蘋果日報撰文指出「從去年的拉薩事件，到近日的烏魯木齊事件，中共當局的處理手法如出一轍，一樣可以概括為三部曲：第一，封鎖消息，平民得不到安全警示；第二，在衝突升級後，強力鎮壓；第三，在鎮壓之後，將騷亂歸咎境外勢力的煽動、指揮。在這三部曲中，人們看到的是政府無意與準備抗議的藏人或維人進行對話，無意把握化解衝突升級的機會，無意履行保護平民安全的責任，反而似有意藉平民的傷亡，進一步指控他們心目中的海外敵對勢力。」
我們從眼下媒體已公布出的資料看，這次「7•5」事件衝突的發生，絕不僅僅是民族問題，也體現了當地官方和民間的官民衝突。特別是邊疆地區和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官僚的收入與平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在新疆這種偏遠地區越來越懸殊，加之政府處理民族矛盾政策的失敗與社會腐敗不公等多種誘因。由這種種誘因糾纏在一起所爆發出的衝突，其主要責任當然是在官方。如果你是一個善於處理民族矛盾和陽光、民主，深受民眾擁戴的好政府，「少數人」會煽動起多數人的暴力發泄嗎？
記得去年中央黨校科社部教授秦剛大膽批評政府說，「觀察眾多群體性事件，都存在老百姓利益表達渠道不暢，政府與民間溝通不到位、機制不完善的問題。有的地方處理問題的時候動不動就出現'不法份子'、'敵我矛盾'等階級鬥爭詞彙，對自己工作態度、工作方式的反思不夠。」新華社《瞭望》雜誌也曾為此特別刊發了《評群體性事件：群眾「不明真相」是官員失職》的文章，痛批政府「尋找敵人」。該文認為：為了給這樣的「體制性遲鈍」尋找遁詞，官員在應對群體性事件時，傾向於走極端，延續「尋找敵人」的專政思維，簡單粗暴地「扣帽子，揪辮子，打棍子」。面對危機，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努力化解矛盾，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對事件超前定性，把群眾利益訴求「泛政治化」：要麼認定「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動」，要麼認定為「有黑惡勢力操縱」，然後把公安機關推上一線，採取高壓手段解決問題。文章特別指出：在「尋找敵人」的同時，一些官員還習慣於封鎖消息，控制輿論，製造出「不明真相的群眾」，而「不明真相的群眾」暴露的正是一些官員對民意的漠視，以及對「權力必須接受監督」這一法治理念的強烈反感。綜上，政府在群體性事件爆發後首先尋找「敵人破壞」、「不明真相的群眾」、「少數不法份子藉機製造事端」、「敵對勢力幕後指使策劃」等等說辭，是其推諉責任的一貫手法，現在連體制內的知識份子都不能接受，更何況國際輿論與民間立場了。
今年是中共軍隊"和平解放"新疆60週年。若不是當年王震在新疆大開殺戒，導致新疆人對漢族人的敵視積怨頗深，和中共建制後強行推行大漢族模式的「自治區」民族政策埋下苦果，能有今天的悲劇發生嗎？如今新疆人與漢族人關係形同水火，如此對立，廣東韶關所發生的衝突不過是導火索而已。這標誌著中共的「大一統」民族政策的失敗，因此怪不得誰在煽動。領導不是總教導群眾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嗎？所以本文的結論是：新疆「7•5」事件政府難辭其咎。剛好「內蒙人權保衛同盟」的主席席海明日前談到新疆暴力衝突爆發原因時也印證了這一觀點。他說：「從我讀到的材料和看到的情況來分析，中共直接有責任，它把事件挑成這種地步。北京方面的說法是海外敵對勢力和疆獨勢力挑撥的。廣東韶關的維、漢衝突，如果真有強姦的案情，當局滿可以通過法律途徑解決。這樣就不會發生兩個民族之間的暴力衝突。所以從事件一開始，當局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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