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學聯在今年六四二十週年前夕發起六十四小時絕食紀念
● 香港人風雨不改二十年如一日紀念六四，每年維園燭光晚會數十萬人悼念，創造了奇蹟，平凡的港人為何有如此不平凡的義舉？
六四維園之後，接到好幾個寓居在大陸和海外親朋好友的電話和電郵，都說為六四維園場面感到震撼，及為香港人感到很驕傲。六四二十週年香港十五萬人的燭光晚會使全世界都印象深刻。海外民運幾近凋零，但二十年來香港人風雨不改，年年六四之夜，都有數萬、十幾萬人參加。為了紀念一個歷史慘案，呼喚歷史正義，香港人二十年的堅持可說是一個世界奇蹟。記得多年前，一位美籍華人來到維園燭光晚會時，感動之餘，不禁感嘆到：「做人要做香港人。」
香港人就是六四的一部分
香港人的堅持，首先是出於一種親歷者才有的六四情結。就如香港文化評論人梁文道所言：北京的八九民運，香港人不是看客，是參與者。我們香港人就是六四的一部分。港人與大陸同胞的前途都受到同一個專制政權的威脅，命運唇亡齒寒，休戚相關。大陸同胞有難，港人豈能坐視不理。
記得當年六四在北京採訪時，一個香港記者接到一家八卦週刊的電話要她代為訪問吾爾開希，說要做封面故事。我們當時非常詫異，一個北京學生運動的領袖與香港專登社會上層名流影視名星八卦新聞的刊物有甚麼關係？這時，我們才知道全香港都在關心著北京學運的命運。
隨後我們聽到更驚人的消息：一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支持北京學生，然後又是一百五十萬人上街，連特種行業、夜總會的小姐們都在支持學運隊伍中呼喊著口號。
那時只有左派的《文匯報》和《大公報》可以帶過海關進入大陸，我們從這兩份報紙上讀到這些消息時，非常振奮。記得北京的學生還把這兩份報紙貼在北京的街頭，讓北京人瞭解香港市民對他們的支持。
再後來北京戒嚴，港人冒著八號風球的狂風暴雨上街抗議、支聯會成立、三十萬人參加的「民主歌聲獻中華」，六四屠城後全城黑衣哀悼，最後是黃雀行動，將大批逃亡中的學生和知識份子救離險境，接來香港。
可以說，六四是港人刻骨銘心的集體記憶，難以磨滅。很多港人的命運因六四而改變，有的更留下了至今難以癒合的精神創傷，創傷之深甚至不亞於失去親人的天安門母親。當年香港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在六四那一夜，與天安門學生守在廣場，寫下了絕命書。最後逃得一命，回到香港患上憂鬱症。時過二十年，當年的青春少女已進入中年，但痛苦及憂傷仍然未離去，還需要治療傷痛。
李柱銘曾針對香港人的處境，調侃道：「民主能說不能做，反共能做不能說。」頑強地紀念六四，不斷地提醒世人北京專制政權（港人戲稱為阿爺，一個令人聯想起暴虐專斷的封建大家長的稱呼）是如何地殘暴不仁，豈不是無反共之名，但實際上最令中共難堪不安的反共好題目嗎？可以說這是香港人的政治智慧。
在道德的天平上，港人義正辭嚴，使北京無言可對、佔盡上風。所以連香港一些土共也要感嘆說，香港的泛民主派拿六四做文章，是「搶佔道德高地」，盡顯港人的道德優越感。
香港人的常識理性
對港人紀念六四出色的表現，讚美中也包含著許多困惑，有人不能瞭解看似平庸的港人（有外論甚至說香港人是自私、瑣碎的市民），為甚麼會有這樣了不起的二十年如一日的擇善固執？港人的平庸與如此崇高的義舉相比，豈不是很矛盾嗎？
確實的，與中國大陸同胞相比，港人看起來似乎相當平庸和瑣碎，十足的小市民。記得九七回歸後，金紫荊廣場的升五星旗儀式成為大陸同胞參觀的景點，但他們驚訝地發現，儀式簡單，不夠莊嚴，在場的港人也沒有受到「愛國情操」氣氛感動的樣子，有人在旁邊走動說話，有清潔工在旁邊掃地，還有人吃東西，誰也未把升國旗當回事。於是大陸客氣憤投訴，引致特區政府十分緊張，立刻將官方升旗儀式搞出一個排場，逢節日高官必到。但作為市民的港人則依然故我，官方也無可奈何。
這就是港人與大陸人的差異，因為沒有被任何官方宏言大義的意識形態洗過腦，人性沒有被專制主義的鐵腕扭曲變形，因此港人本色樸實、不扮高深，不作矯情之態，表裡如一。但他們也有做人原則，不過是以常識過日子，以單純的事實與普通人的良知來判斷是非。
對於六四，他們看到的事實就是北京學生的示威和歷來港人上街一樣，是和平的，政府卻派坦克大軍進城鎮壓，殺害平民。「人命關天」，「不論學生有無錯誤，政府殺害平民就是天理不容」。一位十幾歲的女中學生在維園對採訪她的記者這樣問道：「即使兒子做錯了事，做父親的難道可以用刀來砍兒子嗎？」
這種常識理性往往比許多貌似高深複雜的甚麼主義，或理論更接近事實真相和事件的本質。保持這種常識理性的人在黑暗中也往往更有堅持人性善良的一面的勇氣。
很多回憶文革的文章都提到這種現象：在政治迫害最瘋狂人心最恐懼的時候，敢於公開或暗地裡幫助或同情反革命的，反倒是受教育不多或乾脆是文盲的社會下層民眾。這正是因為這些人缺少教育，因此接受官方階級鬥爭理論說教的污染也較少，因而能保持一個正常人的基本良知，見人落難的惻隱之心，會不顧當時政治的壓力而給予幫助和同情。
平和理性但擇善固執
港人的精神狀態與此類似。近兩百年來，港人生活在相對自由、平和、安定、有法律、有社會秩序，可以安居樂業的環境中，因此養成了比較健康自然的人格素質：勤勞樸實、奉公守法、敬業樂業、平和理性，不浮躁、不虛矯，不極端狂熱。他們不會被華而不實的宏大話語或徒具形式的莊嚴崇高（比如國旗升旗儀式）所感動。相反港人還特別討厭虛假矯情的豪言壯語，這一點受黨教育多年的大陸同胞特別擅長。大陸出身的亞洲小姐利智初出道時，在選美會上講些大陸人習慣的冠冕堂皇的話，卻聽得港人起了一身雞皮疙瘩，由此利智給港人留下虛偽的印象，很不受歡迎，直到多年後，這位美人洗盡鉛華回歸平淡，港人對她的印象才有了改觀。
但面對基本的是非善惡，港人會變得非常的固執和堅持，守著自己的道德底線和良知，一步也不退讓。可以說，支持北京學生、反對六四鎮壓已成為港人的「政治正確」，任何人挑戰港人這一基本立場都會引起全社會巨大反彈。去年已故的民建聯主席馬力、今年的特首曾蔭權等，都因為發表歪曲事實的言論引起社會輿論大嘩而自找苦吃。另外，港人一旦認準了一個理想，就會持之以恆、理頭苦幹、競競業業的堅持下去，甚至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香港泛民主派中的政治領袖、社會活動家個個都是幾十年如一日，長途跋涉行走在這一條道上，絕沒有「忽然民主」、「忽然愛國」之類的投機者或風頭家。
我認為港人這種健康人格，正是現代公民社會的公民人格，我生於大陸，移居香港三十年，對此感受很深。中國大陸實現民主化、建設公民社會，實在需要向香港同胞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