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驕橫，人人可得「精神病」！去年12月8日《新京報》報導了山東省新泰市泉溝鎮農民孫法武赴京上訪時，被鎮政府抓回送進精神病院20餘日，簽下不再上訪的保證書後被放出。 84歲的時亨生老人在新泰市精神病院秘密進行著自己的「任務」，迄今，他記錄了18名被關進精神病醫院的上訪者。看過新聞，我寫了一篇《把你送進精神病院 看還敢上訪不？ 》，第二見報後我才注意到編輯把標題改為「將人強送精神病院是‘精神恐怖主義’」，編輯這樣改，我想是根據文中的內容而改的，我在文中說，這是一種惡劣的行徑，讓人感到畏懼。記得一位精神病專家曾說過，再好的人，一旦送入精神病院，整天和那些瘋瘋癲癲的人在一起，久而久之也就真的成了精神病人了。孫法武只要想起在精神病院的日子就頭痛，說「腦袋要炸」。腦袋怎能不炸？好好的人，送進了精神病院，就要按精神病來治。老孫衝著醫生大喊：「我沒病！我是上訪的！」醫生說，「我管你有沒有病，你們鎮政府送來的，我就按精神病來治。」之後，就有幾個人把老孫按倒在床上，「手腳全綁在床腿上，外套蒙在了腦袋上。」 灌藥、打針，直到「沒了意識」……要不是孫法武80歲的老母病逝，「知趣」地簽下不再上訪的保證書，他就得在精神病院繼續呆著。孫東東為何不說這些「政治強迫症患者」，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呢？其實鄢烈山先生的《孫東東也該問責》(3月31日《南方都市報》)和《官聘專家的職業倫理》(4月3日《長江商 報》，就回答了我上面提的問題。鄢先生稱孫東東是典型的為強者開脫的強盜邏輯，他的邏輯只有一條是一貫的：強勢一方總是有理的，現行制度沒有什麼要修正 的。
我從小對「精神恐怖主義」就有一種憎恨，也生怕有人說我有精神病，那種意識反映是十分強烈的，記得我12歲那年，和村裡的孩子們玩，一個比我大2 歲的男孩隨意說了一句「你精神病是不？」我從地上拿起一塊硪卵石向他砸去，砸得他滿頭是血。這種憎恨來自於我奶奶從小對我的灌輸，奶奶三番五次地給我講她小弟的事情，奶奶的小弟年輕有知識，在單位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由於太爽直，遭人嫉妒被人誣陷於反革命，送到監獄和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他說自己不是精神病人，那些人就拚命地揍他，給他注射鎮靜藥，之後他就成了一個真正有精神障礙的人。一個有理想、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就這樣被摧殘。當然這是那個不堪回首的文革年代，但時隔30多年了，卻沒有想到孫東東還會說出這樣可怕的雷言。
深圳女子鄒宜均因遺產繼承等糾紛被母親兄姐強送精神病院，鄒均宜為了逃離這種惡夢，在朋友幫助下逃出精神病院後出家為尼（3月18日《南方週末》）。多年前我還寫過《產生「刁民」洪有昌的土壤》，一輩子安分守己的堂叔卻成了一個老上訪戶，在老百姓眼裡他是個正直老實的農民，在鄉幹部眼裡他是個可惡的刁民。其實洪有昌並不是因自己個人的事上訪，而是他這個老實的農民渴望著正義，正義的衝動使他走上了漫漫的上訪之路。造高速公路征了村民的地，征了地的農民只是拿到補償的一小部分錢，於是征地的農民與村幹部打官司，村幹部用村裡的錢送禮，而被征地的村民卻是湊錢打官司。他從鄉政府上訪到北京，漫漫的上訪路只為「正義」這兩個字。 (2005年4月18日《中國經濟時報》)那時上級來檢查，幹部只是把他送去「旅遊」，如果是現在就可能把他送進精神病院了，因為送進精神病院既省錢省事，還能教訓這些上訪戶，今後看他們還敢上訪不？
這是網上流傳的一帖，已看好久了，大意是說秋菊的女兒菊香去河裡挑水，村長對菊香說，《物權法》頒布了，河裡的水也是集體的，必須交錢，看著美麗 的菊香，村長壞笑地說：「對於你這樣年輕漂亮的女子來說，只要跟我睡一夜就不收錢了。」後來，菊香被村長強姦了，菊香走上了當年母親的漫漫上訪路，但她卻沒有母親秋菊那樣幸運打贏了官司。記得當時我還寫了續文：由於菊香去北京上訪，上面批示要嚴查，村長聽後忙去找有關部門的領導通融，並說菊香有精神病，菊香不但沒有告倒村長，還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上訪，是法律賦予公民的神聖權利與自由，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能違法干預、阻攔；而且，在一個法治社會，上訪也是社情民意的反映通道，是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的緩衝區。如果按照孫東東這個東東說的「把他（們）送到醫院就是（對他們人權的）最大的保障。」那麼，這種「精神病阻斷法」就會把維權路徑堵死 了，這是那些踐踏上訪者人權的人最希望看到的。今後還有誰敢去反映情況，提意見或者投訴？你去了，人家只要問你是不是精神病？你就會立馬逃之夭夭，誰不怕送進精神病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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