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記者在汶川大地震中表現出來的勇敢與敬業，值得尊敬。救災工作縱深展開，越來越多的記者進入災區，也曝出了另一些問題。
「敬禮男孩」因為被反覆地採訪而出現了心理障礙。事後，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敬禮娃娃」的心理障礙讓媒體臉紅。
有志願者在博客中寫道，在搶救的現場，好幾家媒體的記者在等待採訪，當被困人員要被搶救出來時，有記者卻要求再等一下，好讓他拍幾個畫面。
臥龍自然保護區公安分局副局長王剛，為了保護一名正在拍照的女記者，不幸被直升機尾部擊中，殉職。
記者為了新聞的真實性，親歷現場是必須的。所以，我們對記者給災區增添的一些麻煩也給予了更大的寬容。只不過，掌握著話語權的記者，自己不該對此沉默。我們在等待，等待有記者真實地關注自己的行為，反思自己給災區的「幫助」。直到6月2日，廣西《南國早報》的特派記者劉飛鋒發表文章，作了這方面的反思。
他在文章中寫道，「5月28日，又一批外地記者趕到了黑水；29日上午，我在出門的樓梯上，又意外地碰到了一名剛趕到黑水的某市報記者......在越來越多的人想方設法趕往災區時，我卻毅然決然地選擇‘離開'見面僅3天的黑水。」
他寫道：「我為災區忙，卻要更多人為我忙」、「災民自己缺衣少食，我們卻給他們留下了一堆待洗的碗、一地待清理的垃圾。而且，這樣的情景，在有的村莊，已經不止一次上演」、「在有的地方，因為一批又一批外地記者前去採訪，災民不得不許多次重複同樣的講述。汶川政府還設立了記者救助站，為盲目進入災區採訪而出現生活困難的各地記者提供幫助。這無形中增加了當地政府的負擔」。
在當前的大輿論背景下，他來了，卻要空手而回。這種「退出」，是一種勇氣，也是一份責任。如果你無法給災區人民帶來有效的幫助，只是為了完成自己的一份報導任務，那不妨主動「退出」吧。這種「退出」，也許是對災區人民的最大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