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信息匱乏和信息爆炸裡徘徊。人們按照各自的宗教情懷和政治原則，發表對於死難的看法。沒有人會單純幸災樂禍。因為，出於一種消除人禍的理想，他們認為政治上的災難，和自然災害緊密聯繫--這也是著名學者阿瑪雅。森的看法--那是他對於飢荒和專制極權之關係的看法。
現在，政治上的禁錮和政權、政府的救難聯繫在一起，人們很難對於政府的行為給予一如震前發出的批判。所謂投鼠忌器的擔憂，和對於溫先生行止的評價，都出現特殊的背景甚至語境。我個人，很是讚賞溫先生不顧高齡趕赴現場的毅然行動。（一如一些作者所言，其他更加年輕的政客，不知道何以不去現場，龜縮京都省城......）
我不知道在歷經了幾十個小時，錯過黃金搭救時間以後，他們到達汶川的實際意義，加上在幾乎超過七十小時的時候，才傳出接納國際救援隊的信息，作用如何。不知道軍隊是不是因為雨天或者道路障礙，就可以在第一時間不趕到現場。不知道溫先生控制和指揮軍隊的許可權究竟有多大。......但是，在這個複雜而悲哀的時刻，人們儘管可以按照自由的權利批評所有官方決策和官方媒體，但是，幾乎多半中國人，現在疏於談論政治和宗教。
難道人們真的可以在孩子的屍體上解讀文化和精神元素嗎？至少，我個人腦子空白，只是忽然想到一個問題而揮之不去。這個問題是，汶川地震是不是一個先兆--一個更大更殘酷更絕望悲劇事件的先兆。在這個預感的強烈啟示下，才出現對於整個地震的描述和闡釋的衝動；並且，逐漸回到思索的狀態而非愴泣的狀態裡去。
這個先兆是不是可以描述，可以預測，則完全沒有把握。而且，正是在這個前提上，我還是回到了政治－自然之關係的課題上，做一個可怕的預言--但願，這個預言，只是我的愚人之幽默，愚人之蠢話，不會變成現實。這個預言是什麼？就是：汶川悲劇只是一系列悲劇的序曲！
為甚產生這樣的感覺？來自人們對於汶川地震非常常見的解讀。也就是說，汶川地震和今年年初的冰雪災害，緣於三峽的建立改變了地質和氣候，乃至出現整個自然界的反饋和報應。這個報應，正在破壞人們的生存環境，使之發生一種也許是可怕的未來毀滅。這樣，未來三峽或許出現的災變，將把汶川事件轉變成為眾生之滅的悲劇之第一幕。這個先兆現在強烈地暗示中國人。
再早，中國的伽利略黃萬里先生，他可是猶言在耳。我們也許在2008年這個"八"字的年代，得到了類似耶穌對於耶路撒冷人不聽勸告而帶來的巨大懲罰。上帝不救他的意志違背者。這個事情，是不是天意，是不是現實，我，不知道。但是，在有限的層面，中國人和中國政治違背自然之神的意志，隨意改變上帝恩賜的自然環境，破壞養育和呵護中國祖先、今人之長江大河（黃河），至少在"天怒"這個層面上，得到了回應。人們正在因為這個 "罪過"，成千上萬地死去。那些壓在水泥板下的孩子們，和耶穌譴責過的耶路撒冷的孩子甚至孕婦，究竟，是不是時間上的對應呢？但願不是。
以淚洗面的看客和憤怒大叫的評家，是不是因為上天的不公和懲罰，而歸罪於政權呢？也是眾說不一。確實，這個判斷，也許，並不全面的--客觀事務和主觀事務，在哲學史上，已經逐漸消除了他們的界限，於現象學，更早，於印度哲學和中國哲學--人們還能不能抓住什麼來解釋這次悲劇的天意呢？
我們只能從上蒼的層級，逐漸下降，做出解釋。一個明白的問題，就是我們中國人，中國政權，破壞了長江大河對於我們的養育甚至保護，致使禍端不絕。三峽造成的氣候和地質原因，如果不是政治，難道還有什麼更加合理的解釋呢？雖然，印尼和美國的災難，甚至更早的西班牙瘟疫和龐培的毀滅，也許，確是天意，但是，我固執地認為，如果人禍加於汶川，就是因為我們正在破壞我們中華民族的天地人文之精神。這也許還不是震怒上帝的時間。
震怒上帝的時刻，是什麼時刻呢？就是三峽或者整個中國自然秩序的破壞那一刻--那是一種積累，一種演變。那時，我們將最終放棄了自然神的呵護，使其憤然離去。那個時刻一旦到來，改變將是十分可怕和絕望的。那麼，不改變的前期是什麼？就是順應上帝或者自然神的意志，恢復長江大河原有的生態環境。但是，汶川地震說明，這個改變和毀滅已經開始--這是真正天怒人亡（人已不可有怒！）的起點！
這個災變，如果僅僅是一種小說或者詩歌描寫的黑色幽默，將是我們最大的倖免！如若不是，那麼，汶川成為悲劇序曲的可能性，就會存在。於是，自然和政治課題的分離或者疏遠，都將取決於我們今後的選擇--或者是宿命式的選擇--自由式的選擇，就是被不自由所桎梏--
我們是否可以突破自由就是不自由的選擇，現在根本看不出來。
如若國人之命運果真如是，那麼，就不是天將降大任而是天將降毀滅！在我們的"龐培"覆滅或者拯救的課題上，政治是不是第一步小拯救，人們難道還不能順次推導，得出結論嗎？如果按照森的看法，1959年的飢荒，是一種政治，2008年的地震，難道不是嗎？可是，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
人，國人，是不是受約上帝，就看我們自己的造化了！人，是不是可以變換上帝對於我們的孩子，婦女的大冷漠，也取決於人們是不是接受上帝的拯救。
順應了湯因比的說法，就是：人類其實拯救了上帝--我們的解讀是，西方的上帝愷撒論和他們的政治建設，恰恰就是對於上帝拯救的認可--這個認可，就是互補於上帝對於人類的拯救之道。否則，一切都會受到他（HE）的懲罰。
於是，路徑出現歧途--一方面，是國人不太順應類似新約的耶穌勸告，一意孤行；抑或，上帝正在試圖給他疏忽的東方之國，一個天大的考驗；這個考驗，就是要中國人在毀滅後重生。事情要是這樣，汶川課題引發的議論，就變成小小不言的毛毛雨了。
換言之，是不是在所謂"宗教"意義上，我們正在順著這條類似卡讚札基所謂猶大耶穌勾結，以基督之死換生新世界的道路上漂流而去呢？
我們是不是像猶太人不聽耶穌警告一樣，還是一般性地掩埋好同伴的血跡，又從容上路，一返故道，於汶川地震之後呢？
如果事情就是如此，那麼，上帝之戒，之罰，他帶來的毀滅，也許就真是未來，而非未來主義的現實。於是，我們無論在任何一個角度上，都不願意迎接這樣更大的悲劇。
知，還是行？行中知之，抑或相反？古人和近人都討論這個課題。這個課題也許是無法討論的。就像一些西方人說的--我們無法討論上帝（的存在）。
下降一個層次，我們從汶川地震中可以得到啟發，應該不是就事論事的研斷，而該是對於再毀滅的憂慮乃至警惕；如果我們根本無法帶來汶川地震後，對於三峽未來的憂慮和警惕，並且採取一切措施，避免事態更加嚴重，那麼，所有現實，理論和哲學，都會成為映證更大災變的事後敘述，而非預警。如果我們只是記住了汶川，忘記了三峽，一旦黑色幽默或者一點也不幽默的毀滅出現，我們難道可以逃到我們的"埃及"，可以避免我們的"耶路撒冷"的毀滅--難道我們僅僅是毀滅過"三次"嗎？
如果三峽出現災變，我們的汶川，就是以小災迎接大災--我們難道要像以色列人一樣，在一、兩千年以後，再在毀滅後重建國家嗎？
中國民族是不是經受得起這樣的考驗呢？
我們的文化和以色列浪跡文化，不滅的耶和華精神即有神論，難道可以互相模仿和複製嗎？
我們一旦失去家園，代替我們的又應該是什麼呢？我們還可以回到我們的"哭牆"，來號哭失去的一切嗎？
所以，我們在悲恫汶川的同時，至少，要考慮到森的災難政治論。也許，他會幫助我們從小層次的政治經濟論上，得出結論。
還是那句話，自然法則，只要涉及"法則"這兩個字，就關係到人類對其之解讀；人類解讀一出現，人類的政治見解就會隨之出現；人類的政治見解一出現，勢必產生森式批判--這個批判，不是對於一事一物，一是一非，而是理據政治，經濟乃至自然法則。否則，政權的梟小意志將會把我們自滅於上帝，自滅於長江大河，自滅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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