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我向大家介紹一本關於大飢荒的書，書名是《人禍》，作者是旅美學者丁抒先生，由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於1991年出版，是有關中國大飢荒的第一部專著，堪稱中國大飢荒研究的奠基之作。後來，作者又對此書做了增訂再版。作者從合作化運動講起，講到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吹牛皮放衛星大刮共產風；再講到廬山會議反右傾，變本加厲，最後講到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收集了幾乎當時一切可以收集到的資料，並予以細心的歸納整理，以夾敘夾議的方式，既描述了這場大飢荒的狀況，又分析了它的成因與後果。每一個想認真瞭解和深入研究大飢荒這段歷史的人，都不應該錯過《人禍》這本書。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迪亞. 森指出的那樣："人類的飢荒史的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沒有一次大飢荒發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飢荒發生在古代的王國，發生在當代的專制社會，發生在原始部落，發生在現代技術官僚獨裁的國家，發生在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經濟，發生在一黨專制的新興獨裁國家。但是，那些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反對黨發出批評聲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和能夠對政府決策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沒有實行書報檢查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飢荒。"
我們知道，共產黨開大會發布公告，總愛說什麼"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但事實上，共產黨卻往往是從錯誤走向更大的錯誤，從罪惡走向更大的罪惡。毫無疑問，毛澤東是大飢荒的罪魁禍首。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有人為毛澤東辯護，說毛澤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是什麼"好心辦壞事"。是的，李志綏也說過："毛一再號召'講真話 '。即使在今日，我對共產黨的夢想早已全然幻滅之時，我仍認為如果毛在'大躍進'初期便完全瞭解真相，他可能會及時制止那場大災難。"當然了。我也這麼認為。天下沒有一個統治者樂於自己國家的經濟走向崩潰，正如同沒有一個統帥樂於自己的軍隊打敗仗。可是，一旦糾正錯誤可能會影響到自己至尊無上的權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完全相信毛是真心實意地想瞭解真相。誰說暴君不喜歡聽真話呢？他只是不喜歡講真話的人。所以暴君常常分不清真話假話，所以暴君常常被謊言所包圍。我同樣相信毛是願意糾正自己錯誤的，只要這種糾正無損於自己的英明形象。然而，除非事態惡化到無法掩飾的地步，毛才有可能完全瞭解真相；此時再出面制止已經談不上"及時"，那勢必會損害到自己不容挑戰的權威。在這種情況下，暴君寧可將錯就錯，甚而變本加厲。暴君尤其不能容忍別人先於自己指出錯誤糾正錯誤，因為那在暴君看來便有謀反奪權的重大嫌疑。五九年廬山會議就是明證。儘管說到後來(六一年六二年)，毛不得不作出讓步，那麼他從此便對那些比自己正確的同僚懷下了不可原諒的忌恨。在很大程度上，毛髮動文革正是為了對當年的退讓進行報復。無怪乎彭德懷、劉少奇會成為文革中在劫難逃的犧牲者。
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早就指出，在極權統治下，往往是最壞者當政。因為極權主義的理念本身就是錯誤的，當共產黨用強力推行它那套理念時，勢必導致慘重的失敗；這樣，共產黨就面臨又一次選擇：要麼，它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這就必然導致一黨專政的瓦解。要麼，它強詞奪理，文過飾非，以錯為錯，甚至變本加厲，用更大的錯誤去掩蓋先前的錯誤，用更大的罪惡去保護先前的罪惡。毛澤東和中共所做之事，縱然說在一開始還可能有好心辦壞事的成分，那麼很顯然，越到後來，好心的成分越少，越到後來，越是壞心辦壞事。
由此可見，唯有結束共產黨一黨專制，我們才能從根本上結束這些錯誤與罪惡。這就是我們在大飢荒50年後應該得出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