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先生顯示了可貴的獨立批判精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因言獲罪，在國民黨的監獄裡熬過了9年零26天的黑暗歲月，卻在裡面寫出了《中國人史綱》等著作。出獄之後，他沒有萎靡退縮，反而更加大膽，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直言臺灣的社會弊端、制度缺陷，他站在一個人的角度，一個中國人的角度，批判暴君、暴官，也批判暴民，他的思想言論從而越過臺灣海峽，在大陸、在海外華人中贏得了廣泛的讀者。
他之所以能直面中國人的醜陋，不斷地揭示民族性格中的負面因素，就是他身上有一種強烈的自我反省精神。他毫不留情地自曝家醜，不迴避，不苟且，絕不是因為他舍棄自己的民族，也不是因為他對人性的絕望，相反，他對自己的民族懷抱著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感，他對基本人性和高貴品德非常在意。他的反省本身就是一種呼喚，一種拯救，就是希望更多的同胞反躬自省，認識到真問題的所在。他說："中國人並不是品質不好，中國人的品質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很快樂的境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它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但我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國家不強大有什麼關係？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強大不遲。"我相信，這是他經歷動盪亂世、坎坷人生之後反省出來的，不是在不食人間煙火的書齋裡構想出來的。這樣的思考，這樣的言論，也許算不上深刻，卻很清晰、很質樸，無疑比許多宏大的高論更合乎人性。
他在1984年說過，自己在臺灣三十多年，寫小說10年，寫雜文10年，坐牢10年，接下來將寫歷史10年。說到自己為什麼從小說轉向雜文時，他解釋，雜文像匕首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而他為此付出了長期的牢獄代價。追根溯源，他要到歷史中尋找答案，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肆意蔓延、不受制約的權力給中國人造成的傷痛，把歷史的真相一一破解，從而摸索出一條通往現代的道路。因此，他的歷史研究是指向現實的。
在海峽對岸，當他以89歲高齡在睡夢中安詳離世時，馬英九對記者表示難過，"柏老去世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他不會忘記對柏老的承諾，上任後一定會扮演好角色。"他的大半生，正好遭逢臺灣從一個缺乏言論自由和人權保障的前現代社會，向一個符合人類文明標準的現代社會轉變，他以自己的方式，以那支帶有鋒芒的筆，參與了這個進程，奉獻了自己的心力、青春和自由。他的全部努力都已融入這段跌宕起伏的大歷史當中，他不僅是歷史的研究者和寫作者，同時也成了歷史的創造者。他親身參與創造的這幕歷史，必然也要成為後人研究、評說的對象。
作為一個作家，柏楊先生有自己的獨立品格，不僅與權力保持距離，不向權力諂媚，而且對權力保持批判。他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即使在臺灣完成社會轉型之後，他也沒有離開原來扮演的角色，最終以一個作家的身份走完他的一生。有些人被社會大變化的浪潮裹挾，捲入各種複雜紛繁的糾葛之中，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有些人為各種各樣的利益誘惑，變來變去，晚節不保，失去了社會公信力，成為人間的笑柄。而柏楊沒有變，他還是那個寫《醜陋的中國人》的柏楊，那個曾以鋒利的雜文和直言不諱的演講引發千萬中國人共鳴的柏楊，一個比較純粹的讀書人。"只為蒼生說人話"，就是他留給後世最有力的一句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