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國外,富人捐贈財產的事情根本不是什麼新聞了,以美國為例,教育機構,文化設施等公民社會的基礎,很大一部分就是靠這些捐贈奠定的。致富者回饋社會已經成了一種社會機制。這樣的機制我們當然也期待著會在中國生根發芽,我們也期待中國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富階層能夠開始形成回饋社會的習慣。然而,今天,我們終於看到中國的有錢人開始有捐贈意識了,但是他們的捐贈對象不是國內幾千萬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的同胞,卻是擁有世界上最高外匯儲備的政府!我們成天講中國國情,這大概真的算是特殊國情了。這種捐贈政府的心態,聽起來有點令人啼笑皆非,但是它反映的卻是中國社會轉型面臨的深層次問題,那就是中產階級的社會關係的問題。
按照一般的社會發展理論,中產階級的興起必將帶動民主化訴求的產生,這不僅是西方對中國前景的普遍預測,也是國內很多不願面對政治變革的人自我的心理安慰。但是這樣的觀點並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中國的特殊道路中,這樣的理論可以說既正確又不正確。
說它不正確,是因為相對與西方發展理論中的市民階級的定義,中國的所謂中產階級並非完全獨立於政治權力和國家機器,相反,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國家力量的一部分,至少是外圍部分。他們與政府的關係可以說是唇齒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王元山要捐贈巨款給政府,表現出的正是中國富裕階層與國家機器之間的這種親密關係。讓這樣的中產階級支持以分割國家權力為重點的社會和政治變革,完全是與虎謀皮。事實上,政治改革威脅到的不僅是當權者的利益,也是這些中產階級的利益。他們不僅不可能成為民主化的鼓吹者,實際上只能成為民主化的阻擋力量。
說它正確,是因為中產階級的崛起會導致民主化的理論真的要在中國變為現實,前提條件是中國出現真正的中產階級。這樣的中產階級,不再依賴與國家權力的關係致富,面對政府充分獨立。他們背靠的是社會而不是國家,他們的利益與社會結合在一起。這樣的中產階級,才有可能提出社會變革的訴求,他們的捐贈才有可能流向民間社會,而不是政府或者單純的慈善事業。當獨立的非政府組織,敢於講話的媒體,甚至是反對運動開始得到這樣的中產階級的經濟支持的時候,中國的民主化才有可能真正啟動。這樣的中產階級實際上正在出現,這是我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的重要原因。同時,新興的真正的中產階級也肩負著推動民主化的歷史使命,我們對他們充滿期待。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王丹為您做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