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的動怒，一方面突出了中共中央政令效度無法落實，出了中南海就變了調，即使上頭三令五申，地方幹部充耳不聞或另闢蹊徑以對，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村騙鄉，鄉騙縣，一路騙到國務院」，莫此為甚。另一方面，則突出了因為這種認知的斷裂，讓地方幹部想方設法勻挪出逃避上級檢查的空間，致使貪贓枉法、魚肉鄉民的事例層出不窮，甚至出現廣東省陽江市被黑社會控制長達十年，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況。因此，胡錦濤所謂的管治危機，不僅發生在干群關係、官民議題上，更發生在中共內部的紀律檢查、思想武裝上。無怪乎「十七大」的歡慶與躊躇滿志言猶在耳，胡錦濤此刻必須說重話，正視中共面臨的執政壓力。
更讓人關注的是，在這個讓最高當局都不滿意的施政體制裡，身處其間的中國人民們，是要隱藏心中的怨懟，去迎合執政者刻意塑造的形象？還是要挺身而出，訴求對現實生活環境的壓抑與不滿？當中國內部的群眾抗爭事件頻率升高，維權人士動輒被公檢法系統以泄密或其他莫須有罪名羈押，信訪制度形同虛設，整個中國大陸社會好似一個壓力鍋，不斷出現對體制衝撞、向外擴充的力量，卻被各級黨政機關蠻橫地制止。這樣的惡性循環，怎能期待一個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降臨？當然，為了鞏固執政合法性，中共編織了一幅和諧景象，要人民以大局為重，給執政者一個時間與機會；但是這個時間與機會的成本，是以人民的生活品質、身家性命當籌碼，做一次幻想的投資，而投資獲利所得，卻不均衡地偏向於官僚體制內。中國共產黨以「共產」為名，即使現在罕有人信奉共產教條，但只要這個名稱存在一天，中共就應該懷著近乎政治潔癖的規律，不與民爭權，不向民奪產，利，要還諸於民。只不過，眼前的景況恰恰相左，黨政幹部坐享國家資源，普羅大眾卻要承受不公平的待遇；這種和諧，可為真？中國人民可想要？
因此，胡錦濤的動怒，顯示這個坐穩執政大位的中國領導人面對中共執政績效不彰的憂慮，已經提升至「危機」的層次。當他要求全黨必須以執政能力為主軸、要有危機意識的同時，也就意味著中國大陸目前依舊欠缺營造和諧社會的條件。令人莞爾的是，破壞這個條件者，是提出和諧社會的中共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