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那些可愛的小手，有的稚嫩真如商店裡模擬玩具娃娃，居然已經能夠完成複雜的技術動作；聽著由這些小玩具手撥弄出來的悠揚旋律，筆者的內心羨慕不已：就物質條件來說，時代確實不同了，想當年我們自己的父母，有多少人有音樂幼教的意識呢？即使有這個意識，又有幾家人有幼教的條件呢？現在的這些孩子們長大後，是肯定比我們那輩人多才多藝的。
不過，看到一些放學後被關在家裡練琴的學童，我心裏又有另一種慶幸：我們小時候比他們自由，我們得到了一個完整的、自然的童年，自由是最好的，是任何「成果」無法比擬的。
音樂考級推行之後，越來越多的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心切，要求子女在特長學習上苦練加補練，有些人追求「跨越式發展」，要求子女越級考試，其孩子初級課程尚未學完，就被要求備考中級甚至高級。在家長和學校功課的雙重壓力下，這些未成年人被逼得稍有閑暇就得擺弄琴鍵、琴弓、琴弦，照著備考的曲譜一遍又一遍地苦練，眼睜睜地望著美妙的春光從窗邊溜走，低沉的夜幕無情罩下...再次醒來的時候，又得背起沉甸甸的小書包，出門追趕學校早讀的鈴聲......
比起今天這些被「拔」的苗子，我們小時候真是幸運而又幸福，我們當年無憂無慮地在戶外「浪費青春」：上山打鳥、下河撈魚、掏鳥窩、捕螞蚱、玩陀螺、鬥蟋蟀、捉迷藏...晴天一身土，雨天兩腿泥...是的，當年的我們不得栽培、沒有「教養」，但那一顆童心，就像山林的飛鳥一樣自然自在，我們沒有今天一些受到精心呵護苗子的被「拔」之痛。
我並不否定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早期教育有著諸多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它是藝術、外語等領域高層次能力的培養、高級人才塑造的基礎和先決條件，比如，像鋼琴、提琴這樣的複雜樂器，如果小時候沒掌握，成年後極難學好；如果沒有「童子功」，一個人要想習得一口流利地道的外語，並且從心所欲地聽說讀寫，則難如登天......
我只是想指出：中國大陸現時流行的早期教育容易走入「拔苗助長」的誤區，「拔苗助長」的主要表現是：
一，不尊重孩子的興趣，在早期教育的選擇上獨斷專行、搞長官意志，強行為孩子選擇「好的」科目；
二，不尊重學習規律、不顧孩子疲勞，在孩子學習上搞任務制，實行盲目的「趕超戰略」；
三，不講求教育方法，搞單向教育、訓話教育、一言堂教育，採取強迫填鴨、灌輸等死板、橫蠻方式，以求「高效」；
四，重技術而輕藝術、重技巧輕意境，偏重機械式技能訓練而忽視引導學生體驗和領悟藝術的境界和本原。
這種拔苗助長的教育的確可以製造出大批知識豐富、技能熟練的學者和藝匠，卻決不可能培養出富於創造力的大師、大家。中共國人口之多，世界第一，立國近六十年來卻出不了一個諾貝爾獎得主 ，原因就出在病態教育，出在邪惡體制必然造成的畸形和殘缺的教育，拔苗助長，就是這種病態教育的症狀之意。
拔苗助長，不僅摧殘了無數的中國苗子，歷史上也曾差一點摧折了貝多芬這一天才幼苗：貝多芬的酒鬼父親約翰，為當時轟動歐洲的莫扎特神童現象所迷醉，立志要把貝多芬培養成莫扎特第二，以便「掙大錢」。從三歲開始，他就把小貝多芬推上鋼琴鍵盤，施以耳光教育、皮鞭教育，經常逼迫小貝多芬練琴至深夜，有時自己白天喝醉了酒，深夜突然想起自己孩子今天沒上課，把熟睡的貝多芬從床上揪起來練琴，以致於「鄰居經常聽到這個可憐孩子的哭聲和抽泣聲...」約翰的教育與其說是在培養音樂人才，不如說是在培養一個人對音樂的憎恨，約翰的拔苗助長固然使得貝多芬早早地打下了鋼琴演奏的基礎，也使得他在音樂上的成長因為對音樂充滿了厭憎而一度難以為繼，約翰的粗暴教育，也毀了貝多芬的童年，使其從此落下了一個粗暴、乖佞的性格，一度對人生悲觀失望。
小貝多芬之所以能夠後來的「樂聖」貝多芬，完全得益於他的第二位老師尼菲，因為尼菲真正激發了貝多芬對音樂的興趣。貝多芬十歲碰見尼菲，跟從尼菲五年，在五年的時間裏，尼菲老師不僅在音樂上給予了三流宮廷歌手約翰無法給予的愛心教育和規範教育，而且經常寓音樂教育於戶外活動：他領著小貝多芬觀察大自然的美，給他講授音樂家的故事、音樂知識，讓貝多芬根據自己的內在感覺練習演奏技巧，終於把貝多芬真正領入了音樂殿堂、將一顆音樂天才苗子深深地根植在肥厚的音樂土壤上。
貝多芬的成才之路突出地說明：教育除了「乘早」之外，還得注重興趣的培養，興趣是看不見的老師、最好的老師、終生的老師，只有激發真正的興趣，才能降生非凡的人才，而專橫的拔苗助長，只能製造庸才、扼殺天才，甚至造成對人類高貴精神創造活動的逆反心理，引導一個民族走向衰微。
曾節明 成稿於2007年十一月九日下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自由聖火》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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