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1-13 06:56:05作者：劉乃元
四
到1962年夏季，災害開始在教養人員身上顯示威力了。人們的腳和腿開始浮腫。醫生們經常檢查浮腫程度，浮腫超過大腿的就搬進病房。病房是教養人員居住的惟一有火爐的屋子。住進病房的人不吃代食品，但定量沒有增加，不過是把代食品去掉，每天剩下六兩純白薯面，就是三個小窩頭。他們不必幹活，每天只是「靜養」，但據說搬進病房的人很少活著出來的。找的腿腫到膝蓋以下，還差一個等級不到住病房的標準。有一次我走進病房去看看（「自然災害」以來紀律不那麼嚴格，「串組」也沒有人管），室內很整潔，窗明几淨，桌上一個盤於裡放著兩個白薯面窩頭，是午飯吃剩下的。這在勞改場所特別在當時是少見的事。那窩頭紫紅色，半透明，令人垂涎，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剩下。詢問之下，才知道不是吃剩的，而是捨不得一下子吃掉，留著慢慢享受的。每天只有三個窩頭，以病房人們的食慾大約夠五分鐘吃的，於是人們慢慢吃，分若干次吃完，這樣可以延長這寶貴的快樂。屋裡有十來個人，各睡一張單人床，一個磚爐子燒得很旺，室內暖融融的，但是靜得出奇。那些人面色蒼白，眼窩深陷，各自在桌上半躺半臥，閉著眼，等待最後的時間的流逝。我覺得後背一股冷氣通到腳跟，趕緊走出來，因為那爐火熊熊的病房似乎比我們那沒有火的寢室還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住進病房，然後從病房轉移到另一個世界。我只知道整整一冬病房都是開放的，隨時有床位空出，隨時有新的「病號」進入。我們組就有兩個人住進去以後再也沒有回來。估計病房的「過客」有數十人，這是我們三分場數百人範圍之內的數字。
我們這些病房以外的人還有勞動力，每天出去，便趁著「勞逸結合」的機會尋找可以人口的東西，緩解飢餓的折磨。春季解凍後第一件農活，就是用鍬翻地準備種稻。地裡去年種的是大白菜，收穫時割走了菜，菜根留在地裡，現在被翻出來，白白淨淨的很好看。我試著吃了一個，竟十分酥脆，而且有些甜味，完全可以吃。看來是一凍一化的過程破壞了大部分纖維質，也改變了它的味道。去年收了多少大白菜，現在就有多少菜根，不愁吃完。因此翻了半個月的地，我們就充分享受了半個月的「菜根點心」。春天出土的雜草也是我們搜尋的對象，凡新長出的綠草都有人嘗過，然後交流經驗，互相通報什麼草可吃，什麼草好吃。大家都吃草，所以收工回來時牙齒都是綠的，看起來很醜。這時已經無人注意儀錶，醜也沒有人覺察。隊長也不干涉，只要不動莊稼就行，我們還是有吃草的自由的。
可以說我們是見到什麼吃什麼。一天，我正在地裡享用我的「菜根點心」，一鍬蹬下去，聽到那化了凍的軟土裡有微弱的「呱」的一聲。我順手把一鍬土捆起，卻見那土裡有半隻活青蛙，被我的鋒利的鍬刃切作兩半，一半被我掘出，另一半還在土裡，從那白肉裡流出一縷鮮血。我記起小時學的生物課講過青蛙冬眠的習性，這只可憐的小東西在地下忍耐一冬，好不容易盼到春暖要出土了，卻死在我的鍬下！我繼續向前挖，又有幾隻冬眠的青蛙被我的鍬刃切中，有的從肩頭削去一塊，有的「負輕傷」，但很少安然無恙的。整整一上午我傷了十幾隻青蛙，心裏很不忍，可它們的所在無法測知，也就不能保障它們的安全。晚上回到宿舍，我對組長談到這件事，組長姓閻，比我小几歲，學地質的，俄文很好，在生活問題上比我高明得多。
「青蛙！」他聽說後吃了一驚，「你帶回來沒有？」
我說沒有帶回來，因為很髒，看著噁心。
「你真是個書獃子！」閻幾乎吼起來，「那可是高級食品啊！」
這時別的難友聽到，走過來問是怎麼回事。得知我把十幾隻肥青蛙白白丟在地裡，大家一致附和組長的意見，譴責我的無知。這時我才知道，今天我碰到了誰都沒有遇到的好運。我大為後悔，保證今後再遇到這樣的好東西決不輕易拋棄。不幸的是次日挖了一天，什麼也沒有挖到。又過了好幾天，難友們和我才挖到一些，大家美美地喝了一鍋青蛙湯。
亂找食品有時是危險的，魯莽和無知的人往往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農場的田埂和道邊有一種野生的爬蔓植物，果實上有刺，俗名蒺藜狗子，裡面有幾粒黑色種子，味道還可以。有一個難友蒐集了許多蒺藜狗子，剝出滿滿一飯盆黑色的果仁。他燒了些枯枝，把這些果仁炒熟，發出像榛子一樣誘人的香味。他很高興，拿一本小說讀起來，邊讀邊吃自己弄來的寶貴的零食，重溫了久違的悠閑和舒適。一下午過去，黑色果仁吃光了，卻覺得肚子痛，不久竟痛得翻滾起來。次日就因食物中毒死在醫院裡。
五
我的體重原來是八十四公斤，到1962年竟減到九十市斤，差不多等於原來的一半，完全是皮包骨了。然而我的浮腫沒有超過二級，不到三級這個致命的程度，我想這是我的身體素質好的緣故。一次我感冒，到醫務所看病，一位年輕的女護士給我做肌肉注射，竟沒有把針刺進去。我聽到她自言自語：「哎呀！真瘦！」幾年來沒有見過鏡子，這時竟有一位新到組裡來的難友把一面鏡子掛在寢室門邊的牆上。一次我向外走時不提防在鏡子裡看見了自己，不禁嚇了一跳——我的眼窩、太陽穴和兩腮整整是六個黑洞，我面對的是一具不折不扣的骷髏！我們宿舍門口有兩級兩寸多厚的台階，我出進時邁上這個台階竟感到困難。我擔心我的體力照這樣衰弱下去，有一天會要追上那些從病房抬出去的人，長眠在這塊土地上，那就永遠也見不到母親和女兒，見不到家鄉了。何不趁著紀律相對鬆弛的時機，試著請探親假呢！我抱著萬一之想，向隊部提出了這個請求，隊部竟出乎意料地批了我一個星期的探親假。
這是我四年來第一次單獨外出，並且乘火車到北京。我就穿著那套晝夜不脫的衣服——棉襖棉褲、狗皮帽子、棉鞋和不分四指的棉手套。那時糧食控制很嚴，一般人出門都得帶糧票。我吃囚糧，沒有這樣的糧票，只能帶乾糧，於是我就到伙房，憑假條領出了一個星期的食品：整整四十二個白薯面加代食品的黑窩頭。我把這些塞在背包裡上了路。
乘火車三個小時到了北京。北京，我出生成長的地方，它已經把我當罪犯放逐出去，現在四年以後回來，真是百感交集。我自幼熱愛我的故鄉，當她遭受日寇踐踏時我的心流了血。然而她冤屈了我，弄得除非勞改幹部恩准不許踏上她的土地！我從火車走到月台上時覺得這塊地方這樣熟悉又這樣生疏，眼睛裡湧出了淚水。
大街上一片觸目驚心的景象。街上行人很少，也沒有什麼車輛。商店都關著門，沒有營業的，到處靜得可怕。有一兩個店舖的門開了一條縫，外麵人們排著長隊等著買東西。我一打聽，得知這是賣非配給商品的，一般是食品。這叫「高級」商品，比憑票供應的東西貴得多，一斤「高級奶糖」賣五元，是憑票供應價錢的十倍，當然只有富裕的人買得起。「大躍進」本來是要提前實現共產主義的，現在卻在衝擊計畫經濟了。
見我回家，母親驚喜交集。四年前我突然被扣押，接著是一系列變化，母親已經在擔心永遠見不到我了。我的樣子大概嚇了她一跳，她盯著我看了好久才認出是我，然後落淚了。我的信裡什麼都不能寫，母親納悶我是怎樣活過來的，現在見到我，要問的事太多，簡直不知從何問起。女兒小真和阿姨爭著問我生活情況，首先是吃些什麼。小真拿一個我帶回去的黑窩頭放在火上烤，烤出白薯味很高興。她才十二歲，還不甚懂得愁和苦。母親看到我的囚糧又流下眼淚，因為它可以幫助她想像我所受的苦。阿姨立刻做了烙餅燉肉給我吃，這是我喜歡吃的家裡飯，而且久違了。我狼吞虎嚥地吃了一頓，真高興又回到溫暖的家。我以為自己理所當然地應該吃那樣一頓燉肉烙餅，那是當初的家常便飯，不足為奇的。直到多年以後說起往事，阿姨才告訴我，那一頓飯我吃掉了她們三人半個月的豬肉配給量！
當時的問題還是大躍進帶來的飢荒，不僅食品，幾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從手紙到火柴，都是憑票供應。每月月初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是最忙的：整個區每一戶居民幾十種供應票證都要備齊、算清發下去。由於食品特別珍貴，每月的供應買來以後必須保管好，每天做飯，用秤量出當天用量，不能超過，才能接上下月的供應。一不注意用虧了就得去買「高級食品」，如果買不起就得忍著飢餓，熬到當月24號以後才允許用下月糧票，才能吃上飯。市民的食品供應比囚犯好些，但也是不夠吃，大家只能半飢半飽地挨日子。人們面色憔悴，精神萎靡，講話都沒有力氣。電車和公共汽車走得都很慢，沒有風馳電掣的勁頭。店員們伴著空蕩蕩的貨架坐在櫃臺後打盹，偶爾有人來買東西，只需要拿過票證和錢，把規定的東西給他就完了，有時連話都不必說。大躍進已經不常提起，但到處可以看到「躍進」的後果。
這時的首要問題是我已經變得不成人樣，還能不能活下去？母親要怎樣做才能幫助我活下去？母親堅信我有病，否則一個彪形大漢不會這樣快變成一具骷髏。她陪我到積水潭醫院去做了檢查，醫生說我有嚴重的蛔蟲病。我相信他的診斷：我們在地裡亂吃，得了蛔蟲病是難免的，而我的體力迅速下降，也表明我攝人的那點可憐的營養也沒有被充分吸收。醫生開了殺蟲藥，說因我的體力太弱，只能開兒童用的藥，但比兒童加大了劑量。服藥以後果然有效，次日排出的幾乎完全是一團團的蛔蟲。這一來排除了暗中掠奪我營養的敵人，加強了我的信心。
我受難以來第一次有機會告訴母親我挨餓的問題。這是我受到的最大的威脅，而我給母親的信裡是不能寫的。這時母親明白了我的處境，決定盡全力幫助我。必須買高價食品（所謂「高級」食品），這就需要錢。當時物價上漲，賣東西比較容易。母親把自己僅有的一點首飾、家裡值錢些的舊衣服、我的手錶等只要能變賣的東西，統統賣掉換成我的食品。一個星期假滿，我動身回農場時背包裡寒著炒麵。烙餅、咸肉、奶糖等等，都是高價買來的，值五十元左右，相當於當時一個普通工人一個多月的工資。我告訴母親，這批東西夠我吃一個月。於是母親決定一個月以後再籌辦一包，由阿姨給我送到農場。
一個星期的假期過去，我充分地休息，治好了蛔蟲病，阿姨給我做的飯菜遠遠超過她們自己的營養，更不用說比我的囚糧了。被勞教四年以來飢餓的折磨，今天被慈母的溫馨治癒了。自此以後每過一個月或四十天阿姨就送一次食品給我，一共送了十幾次。直到1963年全國糧食供應好轉，我們也開始吃糧食了為止，體力才逐漸恢復。這一年我們被調到北京南郊的團河農場，離家很近，可以常回家了，我的「營養補助」才告終止。
我能夠想像，母親和阿姨給我送去這麼多的食品是很困難的，內心感到歉疚。許多年以後食品危機已經過去，阿姨告訴我，為我送食品給她們帶來的困難遠遠超過我的想像。首先在家庭遭難以後，母親已經一貧如洗，她告訴我不愁沒有錢不過是安慰我。有幾次送食品的日子到了，還籌不到買黑市食品的錢，只好把母親和阿姨的定量供應品給我送來，告訴我是高價買的，怕我知道實情就不肯吃，而母親和阿姨便忍飢挨餓，煮些菜葉打發日子，為此母親的雙腳都浮腫了。這些話是80年代阿姨對我講的，那時母親已經去世，災難早已過去，但我聽後還是止不住熱淚盈眶。我帶給母親的困難太大了。母親自己挨餓省出來的東西，我吃得那樣香甜！其實我從探親回來以後，特別是阿姨送過幾次食品以後，身體已經明顯好轉，應該而且可以把這特殊的營養補助減少一些，或完全停掉。我沒有這樣做，沒有多替母親想一想，在災難面前只顧自己。想起來追悔莫及，為這件事我將終生愧對親愛的母親。
張阿姨給我們的幫助遠遠超出了保姆的服務範圍。特別在那不少親友都「劃清界限」的年代，這種情誼更是可貴。阿姨稱得起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她還健在，在家鄉安度晚年，兩家經常來往，像親戚一樣。
這次我回家，是小真四年來第一次見到父親。我離婚時孩子才十一個月。她母親很快又結了婚，離開了北京，而我先參軍，後下鄉，也沒有多照顧她。小真是祖父和祖母養大的，和我並不熟。我被拘禁時小真八歲，在初小上學。學校的教育是把孩子培養得無條件地忠於毛澤東，因此她從小就認為父親不是好人。下面是60年代初期她和祖母的一次對話：
「奶奶，爸爸為什麼在勞改農場？」
「他在那裡工作。」
「人家說，勞改農場裡都是壞人，爸爸是不是壞人？」
「不是，孩子，你爸爸是好人。」
「他不是好人，毛主席說他是壞人，毛主席說是壞人就是壞人。」
「你爸爸是冤枉的。」
「他不冤枉，毛主席不會冤屈好人的。」
母親不想再談下去，就不再說話。學校的政治教育是不容置疑的，不可能叫孩子相信反面的說法。況且即使女兒相信了奶奶的話，在學校到處說「我爸爸冤枉」，那就要給全家找麻煩。直到70年代後期，政治形勢變了，我才能向她解釋她不懂的事情。那時她已經二十九歲。
六
60年代初是相對平靜的時期。「大躍進」的鑼鼓隨著災荒平息下來，於是十年以來人們第一次過了一段沒有政治運動的平安日子。報紙公布毛澤東不再當國家主席，只做黨的主席，國家主席由劉少奇擔任。報紙時常在首頁刊印毛主席、劉主席兩張同樣大的照片，並且宣傳劉少奇的革命事跡。劉少奇不止一次以國家主席身份，對在押的前國民黨人員宣布大赦令，這使我們這些政治犯很受鼓舞。有一次幹部給我們講話時說：「戰爭罪犯手上沾滿革命人民的鮮血，比你們的罪惜重，他們都可以大赦，你們的前途錯不了。好好改造吧！」
這年的春末夏初，我們被調到北京南郊的團河農場。勞教人員調動向來是不說明理由的，但我們遷往首都近郊總是好事，並且和近來聽到的政治氣氛鬆動的消息是一致的。劉少奇主張寬鬆政策，他當主席總會有好事。有人甚至傳聞右派不久會一律摘掉帽子，官復原職，有的小道消息有憑有據，文件的號數都言之鑿鑿。當然大家只在下面議論，不敢公開傳播；但這時大家的神經不太緊張，幹部對我們傳些什麼也不甚介意。政治氣氛在發生變化。
這是我們勞改以來第一次看到政治前途好轉的希望。然而後來我們的希望還是落空了。
到1962年夏季，災害開始在教養人員身上顯示威力了。人們的腳和腿開始浮腫。醫生們經常檢查浮腫程度，浮腫超過大腿的就搬進病房。病房是教養人員居住的惟一有火爐的屋子。住進病房的人不吃代食品，但定量沒有增加，不過是把代食品去掉，每天剩下六兩純白薯面，就是三個小窩頭。他們不必幹活，每天只是「靜養」，但據說搬進病房的人很少活著出來的。找的腿腫到膝蓋以下，還差一個等級不到住病房的標準。有一次我走進病房去看看（「自然災害」以來紀律不那麼嚴格，「串組」也沒有人管），室內很整潔，窗明几淨，桌上一個盤於裡放著兩個白薯面窩頭，是午飯吃剩下的。這在勞改場所特別在當時是少見的事。那窩頭紫紅色，半透明，令人垂涎，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剩下。詢問之下，才知道不是吃剩的，而是捨不得一下子吃掉，留著慢慢享受的。每天只有三個窩頭，以病房人們的食慾大約夠五分鐘吃的，於是人們慢慢吃，分若干次吃完，這樣可以延長這寶貴的快樂。屋裡有十來個人，各睡一張單人床，一個磚爐子燒得很旺，室內暖融融的，但是靜得出奇。那些人面色蒼白，眼窩深陷，各自在桌上半躺半臥，閉著眼，等待最後的時間的流逝。我覺得後背一股冷氣通到腳跟，趕緊走出來，因為那爐火熊熊的病房似乎比我們那沒有火的寢室還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住進病房，然後從病房轉移到另一個世界。我只知道整整一冬病房都是開放的，隨時有床位空出，隨時有新的「病號」進入。我們組就有兩個人住進去以後再也沒有回來。估計病房的「過客」有數十人，這是我們三分場數百人範圍之內的數字。
我們這些病房以外的人還有勞動力，每天出去，便趁著「勞逸結合」的機會尋找可以人口的東西，緩解飢餓的折磨。春季解凍後第一件農活，就是用鍬翻地準備種稻。地裡去年種的是大白菜，收穫時割走了菜，菜根留在地裡，現在被翻出來，白白淨淨的很好看。我試著吃了一個，竟十分酥脆，而且有些甜味，完全可以吃。看來是一凍一化的過程破壞了大部分纖維質，也改變了它的味道。去年收了多少大白菜，現在就有多少菜根，不愁吃完。因此翻了半個月的地，我們就充分享受了半個月的「菜根點心」。春天出土的雜草也是我們搜尋的對象，凡新長出的綠草都有人嘗過，然後交流經驗，互相通報什麼草可吃，什麼草好吃。大家都吃草，所以收工回來時牙齒都是綠的，看起來很醜。這時已經無人注意儀錶，醜也沒有人覺察。隊長也不干涉，只要不動莊稼就行，我們還是有吃草的自由的。
可以說我們是見到什麼吃什麼。一天，我正在地裡享用我的「菜根點心」，一鍬蹬下去，聽到那化了凍的軟土裡有微弱的「呱」的一聲。我順手把一鍬土捆起，卻見那土裡有半隻活青蛙，被我的鋒利的鍬刃切作兩半，一半被我掘出，另一半還在土裡，從那白肉裡流出一縷鮮血。我記起小時學的生物課講過青蛙冬眠的習性，這只可憐的小東西在地下忍耐一冬，好不容易盼到春暖要出土了，卻死在我的鍬下！我繼續向前挖，又有幾隻冬眠的青蛙被我的鍬刃切中，有的從肩頭削去一塊，有的「負輕傷」，但很少安然無恙的。整整一上午我傷了十幾隻青蛙，心裏很不忍，可它們的所在無法測知，也就不能保障它們的安全。晚上回到宿舍，我對組長談到這件事，組長姓閻，比我小几歲，學地質的，俄文很好，在生活問題上比我高明得多。
「青蛙！」他聽說後吃了一驚，「你帶回來沒有？」
我說沒有帶回來，因為很髒，看著噁心。
「你真是個書獃子！」閻幾乎吼起來，「那可是高級食品啊！」
這時別的難友聽到，走過來問是怎麼回事。得知我把十幾隻肥青蛙白白丟在地裡，大家一致附和組長的意見，譴責我的無知。這時我才知道，今天我碰到了誰都沒有遇到的好運。我大為後悔，保證今後再遇到這樣的好東西決不輕易拋棄。不幸的是次日挖了一天，什麼也沒有挖到。又過了好幾天，難友們和我才挖到一些，大家美美地喝了一鍋青蛙湯。
亂找食品有時是危險的，魯莽和無知的人往往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農場的田埂和道邊有一種野生的爬蔓植物，果實上有刺，俗名蒺藜狗子，裡面有幾粒黑色種子，味道還可以。有一個難友蒐集了許多蒺藜狗子，剝出滿滿一飯盆黑色的果仁。他燒了些枯枝，把這些果仁炒熟，發出像榛子一樣誘人的香味。他很高興，拿一本小說讀起來，邊讀邊吃自己弄來的寶貴的零食，重溫了久違的悠閑和舒適。一下午過去，黑色果仁吃光了，卻覺得肚子痛，不久竟痛得翻滾起來。次日就因食物中毒死在醫院裡。
五
我的體重原來是八十四公斤，到1962年竟減到九十市斤，差不多等於原來的一半，完全是皮包骨了。然而我的浮腫沒有超過二級，不到三級這個致命的程度，我想這是我的身體素質好的緣故。一次我感冒，到醫務所看病，一位年輕的女護士給我做肌肉注射，竟沒有把針刺進去。我聽到她自言自語：「哎呀！真瘦！」幾年來沒有見過鏡子，這時竟有一位新到組裡來的難友把一面鏡子掛在寢室門邊的牆上。一次我向外走時不提防在鏡子裡看見了自己，不禁嚇了一跳——我的眼窩、太陽穴和兩腮整整是六個黑洞，我面對的是一具不折不扣的骷髏！我們宿舍門口有兩級兩寸多厚的台階，我出進時邁上這個台階竟感到困難。我擔心我的體力照這樣衰弱下去，有一天會要追上那些從病房抬出去的人，長眠在這塊土地上，那就永遠也見不到母親和女兒，見不到家鄉了。何不趁著紀律相對鬆弛的時機，試著請探親假呢！我抱著萬一之想，向隊部提出了這個請求，隊部竟出乎意料地批了我一個星期的探親假。
這是我四年來第一次單獨外出，並且乘火車到北京。我就穿著那套晝夜不脫的衣服——棉襖棉褲、狗皮帽子、棉鞋和不分四指的棉手套。那時糧食控制很嚴，一般人出門都得帶糧票。我吃囚糧，沒有這樣的糧票，只能帶乾糧，於是我就到伙房，憑假條領出了一個星期的食品：整整四十二個白薯面加代食品的黑窩頭。我把這些塞在背包裡上了路。
乘火車三個小時到了北京。北京，我出生成長的地方，它已經把我當罪犯放逐出去，現在四年以後回來，真是百感交集。我自幼熱愛我的故鄉，當她遭受日寇踐踏時我的心流了血。然而她冤屈了我，弄得除非勞改幹部恩准不許踏上她的土地！我從火車走到月台上時覺得這塊地方這樣熟悉又這樣生疏，眼睛裡湧出了淚水。
大街上一片觸目驚心的景象。街上行人很少，也沒有什麼車輛。商店都關著門，沒有營業的，到處靜得可怕。有一兩個店舖的門開了一條縫，外麵人們排著長隊等著買東西。我一打聽，得知這是賣非配給商品的，一般是食品。這叫「高級」商品，比憑票供應的東西貴得多，一斤「高級奶糖」賣五元，是憑票供應價錢的十倍，當然只有富裕的人買得起。「大躍進」本來是要提前實現共產主義的，現在卻在衝擊計畫經濟了。
見我回家，母親驚喜交集。四年前我突然被扣押，接著是一系列變化，母親已經在擔心永遠見不到我了。我的樣子大概嚇了她一跳，她盯著我看了好久才認出是我，然後落淚了。我的信裡什麼都不能寫，母親納悶我是怎樣活過來的，現在見到我，要問的事太多，簡直不知從何問起。女兒小真和阿姨爭著問我生活情況，首先是吃些什麼。小真拿一個我帶回去的黑窩頭放在火上烤，烤出白薯味很高興。她才十二歲，還不甚懂得愁和苦。母親看到我的囚糧又流下眼淚，因為它可以幫助她想像我所受的苦。阿姨立刻做了烙餅燉肉給我吃，這是我喜歡吃的家裡飯，而且久違了。我狼吞虎嚥地吃了一頓，真高興又回到溫暖的家。我以為自己理所當然地應該吃那樣一頓燉肉烙餅，那是當初的家常便飯，不足為奇的。直到多年以後說起往事，阿姨才告訴我，那一頓飯我吃掉了她們三人半個月的豬肉配給量！
當時的問題還是大躍進帶來的飢荒，不僅食品，幾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從手紙到火柴，都是憑票供應。每月月初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是最忙的：整個區每一戶居民幾十種供應票證都要備齊、算清發下去。由於食品特別珍貴，每月的供應買來以後必須保管好，每天做飯，用秤量出當天用量，不能超過，才能接上下月的供應。一不注意用虧了就得去買「高級食品」，如果買不起就得忍著飢餓，熬到當月24號以後才允許用下月糧票，才能吃上飯。市民的食品供應比囚犯好些，但也是不夠吃，大家只能半飢半飽地挨日子。人們面色憔悴，精神萎靡，講話都沒有力氣。電車和公共汽車走得都很慢，沒有風馳電掣的勁頭。店員們伴著空蕩蕩的貨架坐在櫃臺後打盹，偶爾有人來買東西，只需要拿過票證和錢，把規定的東西給他就完了，有時連話都不必說。大躍進已經不常提起，但到處可以看到「躍進」的後果。
這時的首要問題是我已經變得不成人樣，還能不能活下去？母親要怎樣做才能幫助我活下去？母親堅信我有病，否則一個彪形大漢不會這樣快變成一具骷髏。她陪我到積水潭醫院去做了檢查，醫生說我有嚴重的蛔蟲病。我相信他的診斷：我們在地裡亂吃，得了蛔蟲病是難免的，而我的體力迅速下降，也表明我攝人的那點可憐的營養也沒有被充分吸收。醫生開了殺蟲藥，說因我的體力太弱，只能開兒童用的藥，但比兒童加大了劑量。服藥以後果然有效，次日排出的幾乎完全是一團團的蛔蟲。這一來排除了暗中掠奪我營養的敵人，加強了我的信心。
我受難以來第一次有機會告訴母親我挨餓的問題。這是我受到的最大的威脅，而我給母親的信裡是不能寫的。這時母親明白了我的處境，決定盡全力幫助我。必須買高價食品（所謂「高級」食品），這就需要錢。當時物價上漲，賣東西比較容易。母親把自己僅有的一點首飾、家裡值錢些的舊衣服、我的手錶等只要能變賣的東西，統統賣掉換成我的食品。一個星期假滿，我動身回農場時背包裡寒著炒麵。烙餅、咸肉、奶糖等等，都是高價買來的，值五十元左右，相當於當時一個普通工人一個多月的工資。我告訴母親，這批東西夠我吃一個月。於是母親決定一個月以後再籌辦一包，由阿姨給我送到農場。
一個星期的假期過去，我充分地休息，治好了蛔蟲病，阿姨給我做的飯菜遠遠超過她們自己的營養，更不用說比我的囚糧了。被勞教四年以來飢餓的折磨，今天被慈母的溫馨治癒了。自此以後每過一個月或四十天阿姨就送一次食品給我，一共送了十幾次。直到1963年全國糧食供應好轉，我們也開始吃糧食了為止，體力才逐漸恢復。這一年我們被調到北京南郊的團河農場，離家很近，可以常回家了，我的「營養補助」才告終止。
我能夠想像，母親和阿姨給我送去這麼多的食品是很困難的，內心感到歉疚。許多年以後食品危機已經過去，阿姨告訴我，為我送食品給她們帶來的困難遠遠超過我的想像。首先在家庭遭難以後，母親已經一貧如洗，她告訴我不愁沒有錢不過是安慰我。有幾次送食品的日子到了，還籌不到買黑市食品的錢，只好把母親和阿姨的定量供應品給我送來，告訴我是高價買的，怕我知道實情就不肯吃，而母親和阿姨便忍飢挨餓，煮些菜葉打發日子，為此母親的雙腳都浮腫了。這些話是80年代阿姨對我講的，那時母親已經去世，災難早已過去，但我聽後還是止不住熱淚盈眶。我帶給母親的困難太大了。母親自己挨餓省出來的東西，我吃得那樣香甜！其實我從探親回來以後，特別是阿姨送過幾次食品以後，身體已經明顯好轉，應該而且可以把這特殊的營養補助減少一些，或完全停掉。我沒有這樣做，沒有多替母親想一想，在災難面前只顧自己。想起來追悔莫及，為這件事我將終生愧對親愛的母親。
張阿姨給我們的幫助遠遠超出了保姆的服務範圍。特別在那不少親友都「劃清界限」的年代，這種情誼更是可貴。阿姨稱得起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她還健在，在家鄉安度晚年，兩家經常來往，像親戚一樣。
這次我回家，是小真四年來第一次見到父親。我離婚時孩子才十一個月。她母親很快又結了婚，離開了北京，而我先參軍，後下鄉，也沒有多照顧她。小真是祖父和祖母養大的，和我並不熟。我被拘禁時小真八歲，在初小上學。學校的教育是把孩子培養得無條件地忠於毛澤東，因此她從小就認為父親不是好人。下面是60年代初期她和祖母的一次對話：
「奶奶，爸爸為什麼在勞改農場？」
「他在那裡工作。」
「人家說，勞改農場裡都是壞人，爸爸是不是壞人？」
「不是，孩子，你爸爸是好人。」
「他不是好人，毛主席說他是壞人，毛主席說是壞人就是壞人。」
「你爸爸是冤枉的。」
「他不冤枉，毛主席不會冤屈好人的。」
母親不想再談下去，就不再說話。學校的政治教育是不容置疑的，不可能叫孩子相信反面的說法。況且即使女兒相信了奶奶的話，在學校到處說「我爸爸冤枉」，那就要給全家找麻煩。直到70年代後期，政治形勢變了，我才能向她解釋她不懂的事情。那時她已經二十九歲。
六
60年代初是相對平靜的時期。「大躍進」的鑼鼓隨著災荒平息下來，於是十年以來人們第一次過了一段沒有政治運動的平安日子。報紙公布毛澤東不再當國家主席，只做黨的主席，國家主席由劉少奇擔任。報紙時常在首頁刊印毛主席、劉主席兩張同樣大的照片，並且宣傳劉少奇的革命事跡。劉少奇不止一次以國家主席身份，對在押的前國民黨人員宣布大赦令，這使我們這些政治犯很受鼓舞。有一次幹部給我們講話時說：「戰爭罪犯手上沾滿革命人民的鮮血，比你們的罪惜重，他們都可以大赦，你們的前途錯不了。好好改造吧！」
這年的春末夏初，我們被調到北京南郊的團河農場。勞教人員調動向來是不說明理由的，但我們遷往首都近郊總是好事，並且和近來聽到的政治氣氛鬆動的消息是一致的。劉少奇主張寬鬆政策，他當主席總會有好事。有人甚至傳聞右派不久會一律摘掉帽子，官復原職，有的小道消息有憑有據，文件的號數都言之鑿鑿。當然大家只在下面議論，不敢公開傳播；但這時大家的神經不太緊張，幹部對我們傳些什麼也不甚介意。政治氣氛在發生變化。
這是我們勞改以來第一次看到政治前途好轉的希望。然而後來我們的希望還是落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