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0-09 22:37:52作者：方石
幾次重讀《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歷的材料內容提要》。（見附錄）宋慶齡是個正直、勇敢，一心想救中國的政治活動家，本可大有作為；可惜後期誤上賊船，成了毛記封建專制王朝的政治飾品。她無法解脫，悔恨不已，臨終前說：「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她痛感作了錯誤選擇，愧對中山先生。
其實，她不必如此自責。她從未違背自己的政治良心。是中共利用她的理想主義和政治責任感，使之充當了助毛反蔣的政治工具；後來又因為她不肯違背政治良心「跟黨走」，毛對她越來越不耐煩。奪得政權，逐步丟棄偽裝，露出比秦始皇更加猙獰的面目以前，民主大旗一直是中共迷惑世人的主要道具。當時許多不滿國民黨一黨專制，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主義者，很難不上當受騙。中共善於假戲真做。許多知名人士看了真做的假戲，便誤把假戲當真，大為感動，自投羅網。我不由大膽設想：如果中山先生不死，可能也會上當的。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書中，專辟一章，論證在共產極權制度下「為什麼最壞者當政？」。我以為另外還有個簡單的道理：一般說來，「君子」鬥不過「小人」。「小人」所使用的手段常為「君子」所不屑用、不能用；而且，「君子」往往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小人」的種種翻復無信、卑鄙陰毒，常在「君子」意料之外，使得他們防不勝防。百萬右派，誰曾估計到毛澤東會有「陽謀」暗藏？此非智力問題，而是品格問題。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派鄧穎超去上海把宋慶齡請到北京，毛親自去火車站迎接，對宋何等尊敬，態度何等虔誠。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變成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以後，宋的政治利用價值便大打折扣；而且，對於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社會主義方針路線」，宋一再表示不解、時有非議，毛便有話：「（她）從不贊成我們的方針路線到反對我們的方針路線。我們同她是不同的階級。」這時，毛已儼然把宋看成了「階級異己分子」。「文革」時毛又說：「她不願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這就明明白白要她滾蛋了。根據章怡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的記述，章伯鈞被劃為「右派」以後，毛澤東也曾令人向章伯鈞傳達過這種暗藏殺機的話。幸虧宋、章都沒有再上這種「火力偵察」的當。倘若不知深淺，略示去意，恐怕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吧。
況且，即使中共真的開門讓宋慶齡走，她又能走到哪裡去呢？當初，為了政治理想，宋毅然背叛國民黨，投向共產黨。後來逐漸醒悟到自己作了錯誤選擇；同樣的政治理想又使她要「背叛」共產黨。但是，投向哪裡去呢？能去臺灣嗎？即使臺灣能夠容納，她也無顏面對「故人」。可以去美國嗎？那也羞於去當個「自作自受」的政治難民。她首先面對的將是無法避免的自我批判。對於宋慶齡這樣的角色來說，那可決非易事。需要何等勇氣啊！所以，宋慶齡很難公然作出第二次背叛。她真正是有苦說不出，完全陷於無路可走的境地。難怪她會三現「厭世」之意。
想當初，宋慶齡連同救國會「七君子」與國民黨作鬥爭時，何等英勇豪邁。到了共產黨治下，為什麼都變得「老老實實」，任人擺佈了？原因很簡單，共產黨的鎮壓要比國民黨殘酷、厲害一萬倍，使你一點動彈不得。首先，毛時代嚴格的戶口油糧制度便是無形的枷鎖，它把境內所有的人都像農奴一樣束縛在固定地方，使人離開附屬點就不能存活；從而不怕你逃跑。另外，四海之內，只有一個能發聲的器官---「黨的喉舌」。任憑你有多少道理，又有誰能聽到你的聲音。在這樣的基本條件下，他們就可以隨意整治你了。流氓政權不但摧殘你的肉體，而且毀壞你的名譽，折磨你的靈魂。他們首先爛潑污水，把你「搞臭」。他們製造恐怖氣氛，使得人人自危，爭相與你「劃清界限」，以圖自保，使你感到「眾叛親離」。他們調動起人類靈魂底層最卑鄙的東西，使人不顧良心，出賣朋友，對你「揭發」、「批判」、「反戈一擊」，使你有口難辯。他們從政治上、經濟上、生活上、肉體上全面收拾你；而且株連親友，殃及家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者，不計其數。倘若不顧一切，堅持真理，那便是「與人民為敵到底」，更有張志新、林昭等等鮮血淋漓、慘不忍聞的例子在。若非礙於孫中山的歷史影響，宋慶齡的結局不會比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好多少。
中國人民誤信天字第一號大騙子的美好言辭，作出巨大犧牲，在「紅太陽」指揮下，被驅趕著往「共產主義天堂」狂奔，直到筋疲力盡，癱倒在地，方才發覺已被關在十八層地獄。人物有大小，地位有高低，境遇有不同，但在中共罪惡統治下的感受都差不多。
宋慶齡的悲劇不過是中國民眾大悲劇的一部分。《材料提要》記述了宋慶齡五八年起就「不想做政治上的點綴」，不肯出席「人大」等各種會議，「三次產生厭世思想」，明白表示「對共產黨極度失望」。中共奪得政權之初，偽裝尚未剝去，宋慶齡仍沉浸在催眠狀態之中，五0年曾經要求入黨。三十一年之後，宋慶齡躺在醫院病床上，彌留之際，中共才想賜給她正式入夥的「榮耀」。可是，雖然覺醒太晚，宋慶齡畢竟已經把中共看清二十餘年，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那種令人噁心的「封賜」。宋去世以後，中共依然煞有介事地在訃告中宣布「接受」她為「正式共產黨員」。這是中共對宋慶齡的最後一次政治利用，也是對宋慶齡的莫大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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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歷的材料
（1994年11月，書記處審查通過了黨支部委員會整理的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歷的材料）
鄧小平批示：還是要去偽存真，敢於修正不實之處。
陳雲批示：宋慶齡的品質高貴，在於信仰始終如一，愛國、愛民、愛和平。不做違心事，不講違心話。要尊重她這一點。
材料內容提要：
宋1950年3月給黨中央寫信要求入黨，52年10月再次給毛澤東寫信提出要求。毛對宋說：「你在政治上完全夠格，在革命戰爭的歲月，實際已是黨的優秀領導者之一。今後還有許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們做不好，你做合適。我在黨內說了：黨的高級幹部還要向你學習，學習你的革命堅定性，對新中國革命的貢獻，你的作用比李濟深、瀋老還要大。所以還是留在黨外好。」
55年11月，宋給毛寫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員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
57年宋又寫信給黨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份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
從58年起，宋曾推病拒絕參加人大常委會。黨中央委派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只得繼續參加。
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舉為國家副主席。宋先後兩次推辭：「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個名，作個樣子，對國家不利。」提議由李富春或烏蘭夫擔任。
宋任國家副主席，是劉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議的，政治局討論時，21人中18人贊成，3人反對，反對者是：毛、林彪、康生。
當時毛髮言：「宋是我們民主革命時期的同路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她和我們就走不到一起了。從不贊成我們的方針路線到反對我們的方針路線。我們同她是不同的階級。」
文革期間，宋先後給毛和黨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67年8月、69年11月、76年6月，宋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七封信中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天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70年3月，毛對周恩來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並指示周恩來、李先念把他的話傳達給宋。傳達時他們說：「主席很關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麼好，建議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說：「是否嫌我還在？我的一生還是要在這塊土地上，走完最後幾步。」於是宋推病拒絕出席一些節日活動和招待會，說「我參加會傷感，還是不參加，參加一次，回來就要進醫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點綴。」
80年11月，宋給黨中央寫了她一生中最後的一封信：「一、國家要振興，恢復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創傷，三、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醫院轉告宋，政治局決定接受她為正式黨員，宋聽後微笑說:「不勉強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將要走完了。」
胡、李問宋還有什麼要求，她提了兩點：「我死後還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儲蓄，辦個福利基金。」
其實，她不必如此自責。她從未違背自己的政治良心。是中共利用她的理想主義和政治責任感，使之充當了助毛反蔣的政治工具；後來又因為她不肯違背政治良心「跟黨走」，毛對她越來越不耐煩。奪得政權，逐步丟棄偽裝，露出比秦始皇更加猙獰的面目以前，民主大旗一直是中共迷惑世人的主要道具。當時許多不滿國民黨一黨專制，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主義者，很難不上當受騙。中共善於假戲真做。許多知名人士看了真做的假戲，便誤把假戲當真，大為感動，自投羅網。我不由大膽設想：如果中山先生不死，可能也會上當的。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書中，專辟一章，論證在共產極權制度下「為什麼最壞者當政？」。我以為另外還有個簡單的道理：一般說來，「君子」鬥不過「小人」。「小人」所使用的手段常為「君子」所不屑用、不能用；而且，「君子」往往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小人」的種種翻復無信、卑鄙陰毒，常在「君子」意料之外，使得他們防不勝防。百萬右派，誰曾估計到毛澤東會有「陽謀」暗藏？此非智力問題，而是品格問題。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派鄧穎超去上海把宋慶齡請到北京，毛親自去火車站迎接，對宋何等尊敬，態度何等虔誠。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變成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以後，宋的政治利用價值便大打折扣；而且，對於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社會主義方針路線」，宋一再表示不解、時有非議，毛便有話：「（她）從不贊成我們的方針路線到反對我們的方針路線。我們同她是不同的階級。」這時，毛已儼然把宋看成了「階級異己分子」。「文革」時毛又說：「她不願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這就明明白白要她滾蛋了。根據章怡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的記述，章伯鈞被劃為「右派」以後，毛澤東也曾令人向章伯鈞傳達過這種暗藏殺機的話。幸虧宋、章都沒有再上這種「火力偵察」的當。倘若不知深淺，略示去意，恐怕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吧。
況且，即使中共真的開門讓宋慶齡走，她又能走到哪裡去呢？當初，為了政治理想，宋毅然背叛國民黨，投向共產黨。後來逐漸醒悟到自己作了錯誤選擇；同樣的政治理想又使她要「背叛」共產黨。但是，投向哪裡去呢？能去臺灣嗎？即使臺灣能夠容納，她也無顏面對「故人」。可以去美國嗎？那也羞於去當個「自作自受」的政治難民。她首先面對的將是無法避免的自我批判。對於宋慶齡這樣的角色來說，那可決非易事。需要何等勇氣啊！所以，宋慶齡很難公然作出第二次背叛。她真正是有苦說不出，完全陷於無路可走的境地。難怪她會三現「厭世」之意。
想當初，宋慶齡連同救國會「七君子」與國民黨作鬥爭時，何等英勇豪邁。到了共產黨治下，為什麼都變得「老老實實」，任人擺佈了？原因很簡單，共產黨的鎮壓要比國民黨殘酷、厲害一萬倍，使你一點動彈不得。首先，毛時代嚴格的戶口油糧制度便是無形的枷鎖，它把境內所有的人都像農奴一樣束縛在固定地方，使人離開附屬點就不能存活；從而不怕你逃跑。另外，四海之內，只有一個能發聲的器官---「黨的喉舌」。任憑你有多少道理，又有誰能聽到你的聲音。在這樣的基本條件下，他們就可以隨意整治你了。流氓政權不但摧殘你的肉體，而且毀壞你的名譽，折磨你的靈魂。他們首先爛潑污水，把你「搞臭」。他們製造恐怖氣氛，使得人人自危，爭相與你「劃清界限」，以圖自保，使你感到「眾叛親離」。他們調動起人類靈魂底層最卑鄙的東西，使人不顧良心，出賣朋友，對你「揭發」、「批判」、「反戈一擊」，使你有口難辯。他們從政治上、經濟上、生活上、肉體上全面收拾你；而且株連親友，殃及家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者，不計其數。倘若不顧一切，堅持真理，那便是「與人民為敵到底」，更有張志新、林昭等等鮮血淋漓、慘不忍聞的例子在。若非礙於孫中山的歷史影響，宋慶齡的結局不會比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好多少。
中國人民誤信天字第一號大騙子的美好言辭，作出巨大犧牲，在「紅太陽」指揮下，被驅趕著往「共產主義天堂」狂奔，直到筋疲力盡，癱倒在地，方才發覺已被關在十八層地獄。人物有大小，地位有高低，境遇有不同，但在中共罪惡統治下的感受都差不多。
宋慶齡的悲劇不過是中國民眾大悲劇的一部分。《材料提要》記述了宋慶齡五八年起就「不想做政治上的點綴」，不肯出席「人大」等各種會議，「三次產生厭世思想」，明白表示「對共產黨極度失望」。中共奪得政權之初，偽裝尚未剝去，宋慶齡仍沉浸在催眠狀態之中，五0年曾經要求入黨。三十一年之後，宋慶齡躺在醫院病床上，彌留之際，中共才想賜給她正式入夥的「榮耀」。可是，雖然覺醒太晚，宋慶齡畢竟已經把中共看清二十餘年，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那種令人噁心的「封賜」。宋去世以後，中共依然煞有介事地在訃告中宣布「接受」她為「正式共產黨員」。這是中共對宋慶齡的最後一次政治利用，也是對宋慶齡的莫大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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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歷的材料
（1994年11月，書記處審查通過了黨支部委員會整理的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歷的材料）
鄧小平批示：還是要去偽存真，敢於修正不實之處。
陳雲批示：宋慶齡的品質高貴，在於信仰始終如一，愛國、愛民、愛和平。不做違心事，不講違心話。要尊重她這一點。
材料內容提要：
宋1950年3月給黨中央寫信要求入黨，52年10月再次給毛澤東寫信提出要求。毛對宋說：「你在政治上完全夠格，在革命戰爭的歲月，實際已是黨的優秀領導者之一。今後還有許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們做不好，你做合適。我在黨內說了：黨的高級幹部還要向你學習，學習你的革命堅定性，對新中國革命的貢獻，你的作用比李濟深、瀋老還要大。所以還是留在黨外好。」
55年11月，宋給毛寫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員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
57年宋又寫信給黨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份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
從58年起，宋曾推病拒絕參加人大常委會。黨中央委派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只得繼續參加。
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舉為國家副主席。宋先後兩次推辭：「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個名，作個樣子，對國家不利。」提議由李富春或烏蘭夫擔任。
宋任國家副主席，是劉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議的，政治局討論時，21人中18人贊成，3人反對，反對者是：毛、林彪、康生。
當時毛髮言：「宋是我們民主革命時期的同路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她和我們就走不到一起了。從不贊成我們的方針路線到反對我們的方針路線。我們同她是不同的階級。」
文革期間，宋先後給毛和黨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67年8月、69年11月、76年6月，宋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七封信中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天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70年3月，毛對周恩來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並指示周恩來、李先念把他的話傳達給宋。傳達時他們說：「主席很關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麼好，建議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說：「是否嫌我還在？我的一生還是要在這塊土地上，走完最後幾步。」於是宋推病拒絕出席一些節日活動和招待會，說「我參加會傷感，還是不參加，參加一次，回來就要進醫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點綴。」
80年11月，宋給黨中央寫了她一生中最後的一封信：「一、國家要振興，恢復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創傷，三、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醫院轉告宋，政治局決定接受她為正式黨員，宋聽後微笑說:「不勉強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將要走完了。」
胡、李問宋還有什麼要求，她提了兩點：「我死後還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儲蓄，辦個福利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