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不明白，皇帝神宗趙頊更想不明白——「富國」、「強兵」，這變法多好!怎麼竟會是一個民不聊生的結局。
神宗趙頊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國無比危難的時刻走到了歷史的前臺。1068年，年僅二十歲的趙頊承嗣大統，英氣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於皇祖皇宗對遼和西夏的屈服退讓，不滿於朝廷、州縣的萎靡不振，焦心於國家稅收減少、財政緊蹙，有著富國安民、強兵雪恥的強烈願望。親政以後，他急於物色能安邦治國的英才，曾對大臣說：「國之要者，理財為先，人才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卻暮氣沉沉，畏葸保守，安於現狀，不圖興革。神宗只能變換方向，在朝外積極尋覓，最終將目光鎖定在已頗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那時，王安石年富力強，曾任多年地方官員，在朝中也幾經沉浮，瞭解國政民情，雖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極高聲譽，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人們稱讚他質樸節儉，不嗜酒色財利；讚美他視富貴如浮雲，不以自身榮辱進退為意；欽佩他好學深思，深通經術，成一家之學。《元城語錄》說：「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執政為屈。」尤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上書宋仁宗，力陳「理財為先」的改革建言，與神宗勵精圖治的雄心壯志，不謀而合。英君賢臣風雲際會，撞擊出一串激情的火花。
1069年，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對和阻撓，果斷地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籌備變法事宜。就這樣，一場關乎國運興衰、關乎民生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正式開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願，越改麻煩越多。從熙寧六年秋開始，天下大旱，十個月滴雨未下，麥苗焦枯。神宗蹙眉難展。農曆四月這天上朝回來，忽然內侍來報，一個叫鄭俠的小官，繪了一幅《流民圖》以密件進呈皇帝，還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說他負責看守安上門，每天在城門上看到為變法所苦的貧民扶攜塞道，質妻鬻子，斬桑拆屋。於是將這些圖景繪下來請皇帝聖覽。
這個當年曾與王安石很談得來的鄭俠還說圖中所繪，均屬實情，請神宗觀其圖，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開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圖上無數流民攜兒牽女，身無完衣，四處啼飢號寒，口嚼草根野果，許多「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錢償官，奄斃溝壑，纍纍不絕。酷吏威逼恫嚇，怒目追索……神宗不禁為之潸然：以王安石如此能臣，一場富國強兵的大變法怎麼會搞得百姓如此淒慘，民不聊生呢?
《續資治通鑒》記載：神宗接下了這份鄭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來的《流民圖》，袖以入內，反覆觀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神宗在度過一個不眠之夜後，下詔暫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項新法。詔下，天降大雨，旱情解。
封建王朝史上多的是讖緯之說，並不怎麼可信，鄭俠的一番舉動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後來經過呂惠卿等人一番政治動作，將鄭俠搞進了大牢，變法還是照常進行。但事實是無可動搖的，王安石大變法確實到了一種民怨沸騰的程度。試想，連首都汴京城的水果、芝麻，官府都能想辦法刮出錢來，甚至連挑水、提茶都要到衙門去交費，「食土之毛，莫得免焉」。這種於封建王朝體制內的變法成色可想而知。
應該說，王安石的變法政策無一不從良好願望出發，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慮到農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縣做官時試驗過，「貸谷於民，立息以償」，效果不錯。然而當他將此法推向全國，同比例放大，卻南轅而北轍了。不識字的鄉農們去申請青苗法的貸款，要經過以下程序：為了填寫申請書，就要花錢請書吏；再拿到衙門去申請，碰到貪官污吏，中間不知要花多少打點費，而且貸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寫，農民都不識字呀。據史書記載，雖然變法規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經過中間貪官污吏的層層盤剝，最後貸款農民要返還的實際利息，竟達到原先設定的三十五倍，比高利貸還要高許多，於是逼得農民寧肯「哀求於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貸，也不敢向政府貸款。「利民之政」變成了「擾民之舉」。
更糟糕的是，王安石過於自信，急於求成，在推行新法過程中採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須貸出多少錢，給下面下指標。這樣一來地方官員就硬性攤派了，除了一般的農民要其貸款，連中農、富農、地主都必須接受貸款。其實中農、富農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問題，根本用不著貸款，但地方官員就是硬逼著他們貸款，因為要完成指標。這樣一來，到了還錢的時候不要說一般農民吃不消，就是中農、富農也吃不消。自然，這項措施變成了官員的盈利手段，他們的權力尋租也有了改革這一至高無上的藉口。再有像「市易法」，本來是規定收購滯銷貨，後來就變成了專門收購緊俏物，這時的衙門已經變成了一個賺錢的機構，結果成了全官經商，官商作風愈演愈烈，政府與民間爭利。
許多史書，都把王安石變法作為正面典型來歌頌，以為既為變法，便是對傳統機制的突破，必須嘉許，而不論實際結局如何。現在回溯探究，問題並不如此簡單。怎麼富國強兵，一向立意高遠的王安石竟定位於「理財」二字，最後就是一個錢字。在一個自然經濟的農耕社會，一定時期財富總額是一定的，不在民間就在官家。一個「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錢「理」進了「官家」的口袋。幾乎每次朝會，司馬光、蘇軾等人都詰難王安石這個問題，王沒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為變法立言的原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端的氣勢恢宏，於是終極答案的追尋並不重要。但還是那個道理，姿態再高，事物終究要還原本相。人，不能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
平心而論，王先生的「三不」原則確實是非常值得一書的，這是改革家大無畏的鬥爭精神，但反過來看，改革家非理性的過頭的激情也於此暴露無遺。說句唐突古人的話，就是光顧自己一逞政治抱負，變法變得快活，而置百姓的生存於不顧。對於弱勢群體的血和淚，王安石企圖抱定「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地克服它，可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會認錯的。王安石主持的變法，成了大宋政界圍繞新法是「利民」還是「害民」展開爭論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場政治角力，政見不同的臣僚紛紛發表看法，難以騎牆。原來的中書和臺諫班子，多數是變法的反對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後，對這些部門進行了大清洗，逐諫官，罷諫院，排中丞，撤中丞，貶御史，等等。《宋史·王安石傳》就列舉熙寧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罷免的十九位臺諫名單。並且，引進同黨李定、薛昌朝、謝景溫，等等，基本封殺了反對的聲音。於是，轟轟烈烈的變法期間，或者是「臺諫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或者是執政大臣「專用其親愛之人」為臺諫官， 「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為之」。在這種功利目的前提下引進的臺諫，往往多觀言察色、見風使舵之輩，有的聲嘶力竭為變法吶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著一個擁護變法的大招牌，行滅殺政敵、搜刮民財之事，如「烏臺詩案」中陷害蘇軾的李定、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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