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約羅馬書》3：10
作為人，我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乾淨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是永遠無可非議的。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為著堅持我的道路，或者說我的路線，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是為你們索取的，卻又是為你們付出的。
——林昭獄中血書
基督徒右派李景沆，一個夾邊溝的倖存者。天水市一中的數學教師。我們知道他，是因為在2002年春天，作家邢同義用掉12盤採訪磁帶，寫出了《一個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基督徒右派俞以勒。我們知道她，因為她是林昭的獄友。1961年林昭入獄後，一度與俞以勒拘禁一室。她們不但成為難友，也成為在基督裡的姊妹。林昭從起初一個毛澤東的信奉者，到一個不妥協的專制的批判者，最終回歸基督信仰，成為一個對劊子手懷著憐憫的殉道士，近年來，她被自由知識份子們譽為中國的聖女貞德。
"被稱為中國以巴弗（聖經中的一個聖徒）的基督徒右派吳維尊"
基督徒右派吳維尊，在個人思想改造報告中這樣寫道，「通過這次‘社會發展史’的學習，我認識到，這個‘從猿到人’，一直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史，是一篇大謊話」。他在1957年被下放改造，一直到文革前夕被捕，被判無期徒刑。入獄前他為自己定下一個原則，「不回答，不交代，不認罪，不悔改」。從此直到2002年12月離世，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踐履了這幾個原則。
儘管吳維尊在獄中經受了一切肉體折磨，但他依然可算當時中國人中「唯一一個公開拒絕讀毛主席語錄的人」。直到70年代初，筋疲力盡的獄方給他提出兩個簡單要求，停止飯前禱告，誦讀毛澤東語錄，便可視為服從改造。但吳維尊一如既往的以死相抗。在他瘦弱的身體內，蘊含著中國知識份子難以想像的驚人力量。
1957年8月7日，正式成立三年的基督教（新教）「三自愛國會」，決議號召全國基督徒，積極參加「反右派鬥爭」。但在共產黨政權下，宗教不過是愚昧和迷信的遺留，即使牧師和其他神職人員，也很難被當局和一般公眾視為「知識份子」。更何況那些普通的信徒。因此教會內的反右鬥爭，比主流社會和主流知識界更加慘烈。只有極少數知識份子的基督徒，或因他們的雙重身份而能被主流社會瞭解，但大批被迫害的基督徒，卻難以被計入「右派知識份子」的群體。甚至迄今為止，基督徒右派份子們的遭遇，也難以得到主流社會的關注。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獄的教會領袖倪柝聲，在獄中離世。他離世後兩週，《香港時報》發表文章，根據大陸156種報紙、57種雜誌作出了一個確切的、但是不完全的統計。1950年至1953年的「三自更新運動」期間，被監禁的新教徒達6萬人。其中被處決的共10，690人。而在 1957年—1958年「三自愛國會」領導的反右鬥爭期間，被劃為右派的新教徒不計其數，其中被處決的有2，230餘人。
三自運動：信仰的淪陷
早在反右運動之前，中共藉助「三自籌備會」及吳耀宗、丁光訓等人，在反帝、愛國、擁有共產黨的政治立場下，一統分散的基督教會。1950年5月，周恩來在短短一個月內，竟三次接見以吳耀宗為首的19位基督教領袖。
第一次接見，周恩來以一句話為中國的基督教定下調子，即傳教是與帝國主義侵略相聯繫的。由此他提出三項建議，第一，教會應當發起一場反帝愛國的運動，徹底清算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清算教徒中的「帝國主義走狗」。第二，基督教在新中國要受約束，不要到街上去傳教。第三，教會應該獨立自主，切斷與帝國主義的聯繫，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這個講話迄今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愛國會」的基調，也是官方宗教學界迄今為止理解近代教會史的一個基調。
如今年是英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來華傳教200週年，普世的華人教會都盼望紀念這個日子，自由知識份子也對基督教來華200年，於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影響持積極的看法。但這卻讓官方教會好生尷尬。2006年底，他們在上海召開了一次規模甚大的「傳教士與中國」的研討會，官方學者、宗教局官員和三自愛國會的領袖共300餘人出席該會。會上對西方傳教士的基本論調，依然與50年前周恩來的這次講話保持一致。因為若不一致，就等於否定「三自」運動了。似乎馬禮遜不來華，他們也可以「三自愛國」，至於是不是基督教，倒成了次要的問題。
第二次接見，周恩來開始語帶威脅，說教會必須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必須擁護《共同綱領》，使宗教活動有益於新民主主義社會。他再提出一個具體限制，教會不能再邀請外國傳教士來華傳教，也不能再向境外募捐。
第三次接見，主要關於政教關係。周恩來轉而向教會示好，說政府的「統一戰線」要擴大，能不能加入統一戰線，關鍵不看唯心論還是唯物論，而是看「是否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切斷了聯繫」。他進一步提出兩個更加凶狠的威脅，一是重申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馬、極少數的走狗清除出去，這樣廣大的基督徒就不會因為少數壞人而受到歧視。二是要求教會內部開展自我批評，對自己進行檢討和整理。
周恩來的這三次講話，斷送掉新政權下的信仰自由。也彷彿魔鬼在曠野裡的三次試探，把教會領袖們逼上了一條絕路。要麼妥協，走賣主的路。要麼像曠野中的耶穌拒絕撒旦那樣，拒絕共產黨，那就走一條殉道和護教的路。以後在這兩條路上，就分別產生出今天的「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
一部分教會領袖，在信仰上受自由派神學影響。的確也有一種真誠的愛國和反帝心理，和當時幾乎所有自由知識份子一樣，他們也對新政權和社會主義革命充滿盼望。如在1948年，深受「社會福音」影響的新派神學家趙紫宸，以一種悲涼的語氣寫道，「大批不顧個人安危的年輕人站在了共產黨人一邊，他們根本不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託於教會。」
這些傾向於越來越傾向於左翼社會思想的基督教新派人物，開始圍繞在吳耀宗的周圍。1948年，吳耀宗寫下《基督教的時代悲劇》一文，宣稱基督教在華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他說，「如果我們的思想與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一樣，我們實際上就變成了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無意識的工具。如果我們宣揚的宗教需要迴避政治現實，而只考慮個人救恩，那麼在求解放的廣大民眾眼裡，我們不過是鴉片。」
這些新派的「基督徒」看到了社會參與的重要性，但因身受自由派神學的捆綁，無法回到基督教正統信仰的救恩論，去認識個人救恩與社會變革的關係。因此他們的所謂信仰，已經和一個世俗的社會主義者相差不遠。
尤其在韓戰爆發之後，西方傳教士加快了被逐出中國的速度，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也高漲，對這些自由派的教會領袖觸動更大。吳耀宗寫下《共產黨教育了我》，，重慶神學院的院長陳崇桂寫出《我政治思想轉變的過程》，成為在隨後的三自革新運動中，對廣大基督徒進行思想改造的兩篇範文。他們最後的結論都是，原來共產黨的理論是正確的，「唯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救全世界」。他們承認，自己已從一個改良主義者變成了革命者。
而另一些教會領袖，則在政府首腦的三次接見後，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對自己所信的也喪失了信心。轉而認為若不妥協，教會就會被徹底摧毀，於是懷著一種忍辱負重的想法接受對政治的依附。如上海靈修神學院的院長賈玉銘，曾公開宣稱，「參加三自會是違背神旨意的」，但到1954年春天，幾個宗教幹部去他辦公室密談數小時之後，他參加了三自會，並當選為全國副主席。聚會處的領袖倪柝聲，早期也公開反對三自，不久就改變態度，甚至為三自辯護，說教會是一個杯子，政府是一個盤子。杯子要放在盤子上，是理所應該的。可惜政府決意要拿他殺一儆百，1952年，他仍然因反革命罪在瀋陽被捕。其他的人，則有出於恐懼而隨波逐流的。也有極個別的鼓動者，是共產黨建政之前就打入教會的秘密黨員。如上海組建三自教會的主要人物李儲文「牧師」，後來在文革中經受不住紅衛兵的毆打，亮出黨員證求饒。身份暴露後，改任新華社駐香港分社社長。
隨後吳耀宗「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個表明基督教政治立場的宣言，《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以團結全國基督徒愛國、愛黨，反帝、反美為宗旨。並根據政府授意，邀請到40名教會領袖聯名發起。這個宣言的最後定稿經周恩來過目，政務院批准。隨後在當局扶持下，開展了一場持續數年的簽名運動。宣言連同第一批簽名者1500餘人的名單，全文刊登於《人民日報》。全國約10，000間教會，8千傳道人，84萬基督徒，人人都必須過關，簽名以自保。簽，就是愛國，不簽，就是反革命。到1951年4月，簽名者達18萬人，1954年「三自愛國會」正式成立時，簽名者達到41萬6千餘人。
至於中共在1949年後，為什麼採用軟硬兼施的辦法控制教會，而沒有直接用暴力消滅宗教。可參考1956年11月，宗教事務局局長何成湘接見澳洲聖公會代表團時的講話。他說到三個原因，第一，基督徒們大多有一技之長，可以改造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第二，可以利用基督徒，和外國建立友好的關係。第三，政府不想製造殉道者，引起反抗。
但當時中國的精英知識份子們，尚沉浸在對新民主主義的浪漫設想，及20年代「非基運動」以來對基督教的偏見中。沒有一個知識份子想去討論共產主義與宗教自由的問題。也幾乎沒有人關注基督徒的政治命運。但基督徒在1950年至1956的遭遇，人人過關，思想改造，批判會，這一切都在1957年重演，成為一般知識份子的惡夢。當一個社會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就連一般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也失去了。由周恩來一手導演的對基督徒的信仰禁錮與迫害，到1957年就變成了由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全面的思想禁錮與迫害。這令人不禁回想起納粹時代尼莫拉牧師那一段椎心刺骨的懺悔：
起初，他們抓共產黨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後來，他們抓猶太人，我不說話，因為我是亞利安人。後來他們抓天主教徒，我不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他們來抓我，已經沒人能為我說話了。
来源: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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