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博大出版社和大紀元報在紐約華埠中華公所聯合舉辦了第二場「解體黨文化」研討會。會議特邀嘉賓《北京之春》主編胡平、新唐人電視臺特邀政評員李天笑、政經評論家陳破空和精神醫學專家楊景端作了精彩演講。有近百名聽眾與會，並與嘉賓展開了熱烈討論。
《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先生的演講題目是「中國人的心理恐懼」。全文如下：
今天講的是中國人的心理恐懼。
說起來呢，這個題目在座各位都不是最合適的聽眾。因為你們來聽，就表明你們很大程度上已經克服了心裏的恐懼。恐懼的人他就不敢來了。所以我們講的，包括我們寫那麼多書，寫那麼多文章，都面臨這麼一個問題。願意看的人，那就已經表明，他願意擺脫這個黨文化的控制，而那些不敢擺脫黨文化的人，他看都不敢看。
在座的來聽、來看這些東西，就已經表明，你們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這種恐懼。而這種恐懼的人，在今天，他主要是對很多問題採取一種鴕鳥政策，採取迴避態度。那也是我們在哪怕是自由的海外，宣講真理的很大的一個困難。就是你要去啟蒙的那些人，他把眼睛閉著。其實有些道理並不複雜，他只要肯聽，他就能夠明白。這些人也知道，他們害怕真理，他們害怕見到事情的真相，乾脆就把眼睛給閉上。這也是目前我覺得中國很突出的一個問題。
中共掌權以後，暴力是其黨文化最主要的特徵。
講到黨文化我們都知道，黨文化主要是靠兩條，一條是謊言，一個是暴力。那這兩個比重，在不同的時期是不一樣的。
在中共革命的初期，謊言的成分起的作用比較大。你看當時很多人參加革命他得自願，甚至還冒相當的風險。那他總要是一定程度上相信那套說法，相信那一套理論，他才會去參加革命。
那麼等到中共掌權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因為中共是個具有獨佔性武力的這麼一個集團。面臨著這麼一個龐大的武力集團，一般的人本能的感覺到就是，他有點兒得罪不起。所以哪怕他不用整人，那一般人也會害怕。共產黨壟斷了一切權力，壟斷了所有的新聞媒體，掌握了每個人的生死命運。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即便它不進行這種真刀真槍的政治迫害，也足以使很多人就不敢說話了。我們更知道，共產黨掌權之後，就建立起了所謂這個計畫經濟公有制，就把全國人民，財產、個人財產都加以剝奪。政府成了唯一的老闆。那不是不勞動者不得食，而是不聽話者不得食。你只要不聽話，它用不著把你打成反革命送去勞改，單單是在工作上卡一卡你，那就會給你造成非常大的損失。所以在當時，這種暴力的威脅、暴力的打擊，這個因素就越來越嚴重。
中共對人民的迫害，由身份定罪到思想定罪，不斷加碼升溫。
我們知道，共產黨有個看家法寶，就是階級鬥爭，特別在毛澤東時代。共產黨掌權之後，他搞階級鬥爭的對象，什麼地主富農資本家，或者是原來舊政權的一些軍政人員。因為據它說，那些都屬於階級敵人，它就把人分成兩類，那是階級敵人，就對他們實行迫害。當時在迫害的這一個階段，那至少還有一點是清楚的，就誰是敵人、誰不是敵人，這個好像還有個界限。因為這個敵人，他是按你的身份來確定的，比如你們家有多少地，那你就算地主，你就算敵人，你或者算資本家，或者你原來參加過國民黨，你當過國民黨的這個官或那個官，那麼你就算敵人。所以那個時候是按照人的身份來定罪的，那身份還有一個客觀的，可以辨認的這麼一個東西，所以那個時候是按照人的身份來定罪的。這個時候，共產黨的政治迫害就叫殺雞嚇猴。他殺的是雞，但是猴明明知道它自己不是雞，但是它看見別人把雞殺得那麼慘，它心裏也會感到恐懼。
到了第二階段，共產黨整人的對象就擴大了，就不僅僅是根據人們的身份，根據你們過去做了些什麼事情，而是根據你的思想。比如說反右，那些所謂右派份子，就是說你的思想有問題，思想本身就成了一種罪名。而這個思想罪，不像開頭那個身份罪，身份罪還有個標準，我是地主我就是地主，我不是地主我就不是地主。而這個思想罪，每個人都成了嫌疑犯，每個人都可能被指控。你的思想不正確，因此你也就會變成階級敵人。所以到了這一階段，就是殺猴嚇猴了。它直接就對沒有犯過，哪怕按照你共產黨的標準都沒有幹過任何罪過，不屬於敵人那一類型的人，只要你的思想它看著不順眼了，就也要成立。
我們知道，特別在毛澤東時代，人們不但沒有言論的自由，而且沒有不言論的自由，你不說話也不行。比如在反右運動中，有些人是因為講了這種或那種話，被打成右派份子。但也有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實際上在整個運動中一句話也沒有講。那叫什麼呢？叫點頭右派、搖頭右派。就說有的時候，我們在開批鬥會，他居然在那兒搖頭，那對這個運動有牴觸，他私下反動。有的人說，你看右派份子寫的大字報他看了直點頭，那說明他思想跟他是一樣的，所以你也是右派。哪怕他一句話都沒說，也成了右派。這在毛澤東時代是這個樣子的，你一個人被打成右派了，你的親友、你的妻子、孩子都要站出來劃清界限。你不說話不行。當然它也得承認，張三是右派，他的妻子兒女不等於就是右派。但是你的妻子、兒女你必須得站出來，你不能不說話。你必須得公開的表示，和你的父親、和你的兄弟、和你什麼，劃清界限。在那個階段是不說話都不行的，連不說話的自由都沒有。
當然，這種整人運動到後來就像滾雪球一樣，就越整越多，越整越多，到了文化革命，一直整到共產黨老幹部自己頭上來了。我們可以算一算，共產黨的幹部，特別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他們在共產黨掌權之後受的罪，要遠遠比他們打江山時候受的罪還要多。共產黨高級幹部中，死在毛澤東手下的要比死在蔣介石、死在日本人手上要多得多。而且也都知道，共產黨整起自己人來比原來整敵人還要狠，比敵人整他們還要狠。
文革的時候把劉少奇打成走資派。當時還在中南海，可能他們一家人還在一起，後來就把他們隔離開來了。最後一次王光美和劉少奇見面，王光美就對劉少奇說，擔心事情不好，擔心自己，說不定我也會被關到監獄裡去。我關到監獄裡去怎麼辦呢？最不放心那個六歲的小女兒，才六歲的小女孩，那孩子怎麼辦呢？那我把她帶到監獄裡去吧。小說《紅岩》不是寫過還有什麼「監獄之花」嗎？那就是在所謂國民黨時期，抓到一些共產黨的人。在監獄裡生了孩子，那麼你跟母親在一起。劉少奇跟她說，那不可能的，它那是國民黨監獄。這共產黨的監獄，比那個還凶。所以共產黨領導人，他們對他們這種專制的凶殘，那認識得比別人還清楚。
正因為毛澤東時代，這種整人的運動，這種階級鬥爭不斷的加碼，不斷的加溫，到後來天怨人怒。所以在毛澤東去世之後，很快事情就反過來了。那麼後來鄧小平又上臺，就宣布不再提什麼階級鬥爭了。所以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就進入了另一個階段。
在第二個階段中，特別是在八九年之前，由於人們，包括黨內的一些領導人，黨外的就不用說，出於對毛澤東時代那種階級鬥爭，那種壓迫的極度反感，有著很強的追求自由民族的一種衝動，一種熱情。這就是我們看到從七十年末期到八十年代，民主運動啊，黨內、黨外這種呼聲不斷地高漲。儘管當局也在不斷地壓制，但是當時就是壓制不住，一浪高過一浪。當年鄧小平就講過，要兩手硬，搞經濟這手要硬，打擊自由化這手也要硬。但是我們看到的是，直到八九年「六. 四」之前，打擊自由化的這一手，它老是硬不起來。為什麼硬不起來? 就因為很多人，包括共產黨內部很多人，包括像胡耀邦、像趙紫陽這種總書記，他們就不願意硬起來。為什麼不願意硬起來呢？那道理也很簡單，他們意識到共產黨過去犯下了滔天的罪惡。我們都已經搞錯了，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去整別人呢？你現在在搞經濟改革了，誰都知道搞經濟改革就是走資本主義嘛！過去共產黨整人的法寶就是給人家扣上一個，你是搞資產階級。現在你自己在這兒當資產階級了，你還怎麼能拿這個當罪名去整別人呢？所以在當時，我們看到，包括像胡耀邦、趙紫陽這種領導人，都對自由化不可能採取強硬的打壓態度。一直發展到八九年的民運，「六. 四」又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
「六.四」之後，中共採取赤裸裸不需任何藉口的鎮壓，並且不敢公開責任人。
在「六. 四」事件之後，中共一方面把黨內那些多多少少有些自由化思想的人，有民主思想的人，對人民大眾真正關心的人，把他們統統趕下臺。留在台上的，全是些強硬派，他們也知道他們做的那一套完全是錯誤的。唯有靠暴力，靠他們手中掌握的武器，才能夠維持他們的政權。在「六. 四」之後，我們看到的鎮壓就是赤裸裸、不要任何藉口的一種鎮壓。
像今年年初，鬧得沸沸揚揚的禁書事件。就是原來大右派的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寫的那本書，新聞出版署在一個內部講話中，就提到這個書不能出，這個人的書就不能出。那麼這個消息被擴散出來，引起作者本人，以及海內外輿論的強烈反彈。
這一點上我們發現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共產黨過去也禁書，毛澤東時代禁書。但是那個時候禁書，它總愛講個道理出來，說你是毒草，什麼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哪一句話不對了。有時候，甚至於它為了批判你，比如說批判《海瑞罷官》啦，或者批判什麼《武訓傳》啦，批判《早春二月》啦。它還要把你的書、你的文章、你的電影拿來給大家演一遍。它還有一點點自信，它還不怕給別人看。
那麼到後來，像這次禁書事件，它就完全沒有這種自信。它自己知道它理虧，它講不出道理來，它就來橫的，我說禁就禁。不講任何道理。而且這些執行禁書命令的人，自己甚至不敢公開地講，不敢下紅頭文件，只敢在內部會議上吹風。因為他們自己就做賊心虛，他們知道他們做的是壞事，他們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壞事是要做的，但是責任是不要負的。所以他們都是匿名的形式，在內部會議上或者往往都是打個電話，給誰誰誰、給某個出版社、給某個雜誌社，說那部書有問題、那個人有問題，你不能出他的，就算完。有的人連打電話都不告訴你打電話的是誰，哪個單位他都不說。所以，共產黨它這種做賊心虛的狀態，我們今天看得很清楚。
在毛澤東時代，整人， 那時發動群眾來整，叫群眾專政。經常開大會，叫每個人來表態、發言，憤怒聲討。而到了鄧小平時代，一直到今天，特別到了「六. 四」之後，它知道這一招不靈了。你要動員群眾起來參與迫害，那別人不干的。所以，到現在它是一種什麼辦法呢？那直接就是用警察、用軍隊，然後一大堆所謂特務。如果說，過去是群眾專政，從鄧小平以後，就成了警察專政，直接地對它認為不安定的因素加以壓制。
中國人民受壓迫的本質，至今沒有改變。
談到今天中國的情況，這種壓制、壓迫依然在持續。儘管在程度上比起毛澤東時代要輕些了。那麼很多人就把它當成一種進步了。我想我們不能這樣看。當然，今天中國大陸的人，受這種政治壓迫的程度，確實比毛澤東時代有相當大的緩和。但是，這種受壓迫的性質本身還沒有發生變化。
話又說回來，共產黨整人初期，整人整得這麼凶，就是為了以後所謂共產黨專制的「長治久安」打下基礎。它開頭把人整凶了，把人整怕了，那以後就用不著狠整了，因為你已經怕了。就像馬戲團裡頭，剛剛帶進來的新獸總是要挨打的。那老獸就不挨打了，它早就馴化了，它知道該幹什麼、不幹什麼。用不著那個馴獸師再去打它，比個姿勢，說句話，它就知道該幹什麼了，打個招呼就行了。所以到了後來，好像那種殘酷的、血淋淋的鎮壓少多了。這不等於它進步，因為它第一階段那種強烈地打壓已經達到目的了，後來用不著這樣做了。
所以我們從表面上看，這種控制好像比前一階段好一些。但是從中國老百姓角度，看得很清楚，這種恐懼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強烈。不過，有意思的是，人的這種恐懼，到了一定的程度，他會把恐懼忘掉。就好像沒有這個恐懼一樣。因為當人們知道有些話是不能說的，某些事是不能想的，某些事是不能碰的，那麼很多人就會自覺地遠離這個危險的地區。而你一旦遠離危險的地區，那當然你也就沒有危險了，很多人就不感到自己有壓迫了。大陸很多人，你要跟他們說，你們其實是處在恐懼之中，恐怕很多人還不承認呢！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自己主動就離開了所有有危險的地方。就像我們今天開這種會，很多華人都到了自由的海外了，他們都不敢來參加。他們不來參加任何有利於自由、民主的事情，有利於人權的事情，那當然不會整他們了。不整他們，他們就沒有危險，他們當然不感到有壓迫的存在了。所以他們就認為活得很自在，所以就造成這麼一種心理。
西方社會近期對中國的調查，往往不能說明中國現實情況。
不久之前。媒體也公布過，一些西方的民意調查公司，在中國進行調查，在世界進行調查，發現中國的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是最高的，相當高，達到70%、80%。比美國老百姓對他們的政府滿意度高多了，比臺灣老百姓對他們的政府滿意度高多了。其實前幾年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幾年前就有一些美國大學的華裔學者，在大陸進行民意調查，他們把調查結果公布，證明今天的中國公民對共產黨政府是相當支持的，支持度達到60%、70%，乃至80%。
有一次，有個學者把這個結果公布出來，我當場就問他，你這個結果，共產黨自己信不信呀?如果它自己信的話，它為什麼要花這麼大力氣去打壓異議呢? 既然照你們這樣說，異議運動就是一小撮，那你為什麼還這麼心虛呢？可見，這個調查結果，首先共產黨自己就不信。
當然他們也說了，不對呀，我們完全按照西方的學術標準，問卷的設計，題目，問誰、不問誰都是隨機的，而且充分保證被問人的安全的。
我說情況不是這個樣子的，因為中國整個社會的基本背景和自由民主社會是不一樣的。在這種社會之下，人們的心態是不同的。對中國大陸環境下，中國老百姓的所說、所想，你要有個正確的解讀。你不能光看表面。大家都知道，中國現在沒有言論自由，更沒有民主的選舉。在人們不能說反對的時候，你說支持，這話本身就沒什麼意義嘛！我說我支持誰，這個前提就是，我可以反對他。這個時候我說支持才有意義。如果不可以反對，就說我支持，那有什麼用呢？這個概念本身就不存在。你在美國，你說我選民主黨、我選共和黨。你在中國，你不能說我選共產黨，他沒有可選的，不存在這個問題。
再說，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中國政府是個壓迫的專制政府。那麼你說大多數中國人民都支持這個政府，那麼是不是大多數中國人民都支持專制？支持壓迫？假如說，明天中共宣布說，它不專制了，不壓迫了，是不是大多數都起來抗議說：不行！就是要專制。可能大家都歡迎吧，這個時候怎麼會跑去支持你呢？哪有老百姓傻到這個程度，支持你來壓迫我們，來專制我們呢？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麼為什麼在老百姓處於安全的情況下，在接受西方的民意調查時，他們會寫上支持呢？他們首先在那種環境下，受那種氣氛的影響，他們心裏已經成習慣了。自己給自己加了自律，自己對自己有個限制。他都成習慣了，時間長了，習慣就成自然了。不假思索、脫口而出這句話。最初他還得訓練，他還得想，我說的是假話。時間長了，他就不認為他說的是假話了。他認為他就是這麼想的。
透過表面現象，解讀中國人深入骨髓的恐懼。
你可能說，你的分析也有點道理。那你怎麼證明你說的是真的呢？其實這種事情你只要多問他兩句，答案就出來了。
比如我知道有家很著名的國營企業， 那個企業由於設備很好， 生產的產品也很對路，所以效益很好，工人的收入也比較可觀。一問他們，公認對他們廠長、書記都很稱讚。那你問他，你怎麼會對你們廠長那麼支持呢？你們廠長比你們多拿幾十倍呀！這公不公平呀？「那有什麼辦法呢，那是共產黨江山嘛！」所以你看，他支持、讚揚這個廠長的前提是，共產黨坐天下。他們已經把共產黨佔便宜當成不可改變的這麼一個既定事實。在這個既定事實之下至於合理不合理，當然是不言而愈的，當然是不合理。你問這個工人， 既然你也認為， 那個廠長拿幾十倍的工資是不合理的， 你怎麼不抗爭呢？那就惹不起嘛，就是害怕嘛。只不過這個害怕，這個恐懼隱藏的比較深，以至於到後來習慣成自然了，會把你表面意識當成你真正的意識了。甚至當別人來問到你的時候，你也會這麼想。
同樣的，我以前舉過例子，如果一個地方的人民老是誇政府，當然是有問題的。如果一個制度是民主的、開放的，你做好事人家也不會誇你。因為這是應該的。所以一個民主的政府， 人民不會稱讚他。 很多美國總統也不錯，你看美國人什麼時候成天唱歌、跳舞。歌頌他們偉大領袖？他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事，那是天經地義的。他們只看你那裡沒做好。
反過來，你要是被強盜給搶了，你家人給搶了，搶到山上去了，沒把東西給搶完，還給你留點東西，還讓你回去，還讓你吃頓飯走了，你肯定會感激不盡。出來還給人講： 「那人真不錯。」 因為那前提條件就是，他掌握你的全部命運。他可以把你置於死地，他還沒把你整得那麼凶，你就感恩戴德了。這個問題就是，偏偏是在這種專制的制度之下，反而會對政府這樣一個態度。
我有一個朋友，他談到一個學校教授，他說那個書記很不錯。那個書記我知道，現在很多大學裡的書記也是學者出身了，我說那人學問很糟糕， 比起我的那個朋友差遠了。那換了我， 肯定不服氣， 你憑什麼當官呀，你比起我差遠了。 你怎麼覺得他挺好呢？ 「他這人是不錯，他不太整人。我們說話， 他有時也不太管。上頭說那個教授講的不對，他也睜著眼， 閉著眼保護我們。」
那這點我明白， 換了我是教授，我也覺得他不錯。有個前提，你是處於政治迫害之中，他可以保護你。他沒有整你，你當然覺得他不錯了。如果沒有政治迫害，你當然想別的了。就憑你那兩把刷子，憑什麼你當， 還不如我當呢！你在自由社會裏， 沒有政治迫害的陰影籠罩你的時候，另外一個標準就出來了。你就會不服氣嘛。
所以我說那個中國的調查不說明問題。現在不要說海外華人了，包括西方記者也去了很多，你就發現他們回來講的中國的情況大部分是錯的。錯在什麼地方呢？你要說他們肯定不承認，他們覺得中國開放多了，什麼地方我都能去， 也交了很多朋友。但是他們不善於提出問題，不善於去挖掘人們在層層保護之下，那種真實的思想。
這裡我們舉例子是說明，在中國，老百姓的恐懼是深入骨髓的。因此在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表面上做出的各種表態你必須要分析， 要加以解刨，你才能看出的真正的實質。我想這也是我們今天識破中共這個黨文化的恐懼心理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根據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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