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近兩載，倒是對母校有些眷戀了，不是眷戀那個地方，而是眷戀那份在學校的時候的記憶和那些在記憶中的人。也聽到很多從大學校園走出來的學子，從他們的話語裡依稀有曾經的影子，給我最大的感受是學生對學校越來越缺乏好感、失去敬意，不少畢業生提到母校都是一臉的不屑。當然，他們和我的境域是不一樣的，但是對母校的那份不齒卻是相同的。我的暫且不說，因為我的情況不具有普遍性，在這裡想談談關於高校的一個普遍現象，一個讓眾多學子不齒的普遍現象。
看過這樣一篇報導，某名牌大學一個女碩士發誓：此生我絕對不會提到是哪裡畢業的，它讓我感到恥辱!原來她報考該校研究生時兩次名列第一，卻都被拒之門外。後來甚至連複試資格都沒有給她。要不是具有秋菊性格的她四處鳴冤驚動了媒體，又有當地的親戚幫著張羅，恐怕她熬更苦讀的兩年時光都只能付諸東流。
公平的喪失在今日的高校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隨著高校招生自主權的加大，各種各樣的怪事層出不窮。考博已經淪為「考錢」和「考權」，某學院招博時居然演出一幕「慧眼識珠」的精彩好戲，將第一至第七名統統淘汰，單單挑中了第八名。還有一個夠狠的導師乾脆將其他考生一律判在六十分之下，而給目標對象打出九十八的高分，這樣即便該考生公共課不合格也可以以「專業優異」作理由為之申請破格錄取。
某教授曾說他—個在京城做博導的親戚，其門下招的不是高官就是富商，批課題、拉贊助、出專著，真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該教授言語間那副得意洋洋、仰之彌高的神色常常浮現在我的眼前。令某校老師困惑的是，總有那麼一些學生，明明分數沒有及格，但卻能順利畢業。試想一下，在這樣一種氛圍下生活的學生，有什麼理由對教育者心生敬意、心懷感激？
高校官僚化事實上是一切弊端的淵藪。在以部、廳、處為衡量標準的評價模式中，作為專業權威的「教授」成為一種標籤更多地貼在了「書記」、「處長」們身上，而真正的學者大都在核心權力和核心利益之外。有人感嘆說，以前是教授做官，現在是官做教授。對官本位者來說，大學的職位和其他任何機關的職位一樣，都只是一種權力來源，最重要的是理順上下級關係，而不是追求某種獨立精神。在這樣一種思維定勢之下，為了討好黨政領導而邀請其來學校做兼職教授、博導就成了高校的流行風景，某省兩所學校為爭奪主管文教的副書記來本校做客座教授而費盡心機，最終如願者洋洋得意地宣稱這是該院當年的頭一件大事。
媚權的同時，高校還比賽似地媚俗，今天你聘趙本山做教授，明天我就請「超女」做演講。你破格錄取奧運冠軍，我就讓人家碩博連讀。你提供免費食宿，我就讓導師上門輔導。高校本應該是學術至上、探求真理的聖殿，結果卻變成了三教九流的大秀場。學術的尊嚴被當作兒戲，教授的頭銜被廉價地甩賣。
還必須正視的一個現實是，「教育產業化」過程中學生和學校之間形成了嚴重的心理對峙。不少教師感嘆：現在的學生思想上真是徹底「市場化」了，動不動就嚷嚷「我交了錢的，我有權利要求……」但問題是，「產業化」的規律本應該如此。要人家交錢時視人家為產業對象，在質量保證、「產品」推銷時卻又不想履行「生產者」的職責。難怪有人感嘆：我們有著世界上唯一收費的「義務教育」，還有著世界上唯一不負責任的「產業教育」!
古希臘神教、俗權、學術形成「三權分立」關係的說辭，都有著精神人格上的獨立和尊貴。也正是這樣一種信仰，讓哈佛、牛津這樣的世界名校婉拒了授予美國總統里根名譽博士的要求，謝絕了阿拉伯鉅賈千萬巨款的捐贈。即便是身處軍閥壓力之下的清華大學，也曾經於1923年有過拒絕黎元洪、馮國璋兩位總統大人的公子免試入學的舉動。現在的大學一個個嗓門高昂地宣稱要「創世界一流大學」，但如果連自己的學子都無法心生敬意，這樣的「世界一流」和空中樓閣會有什麼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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