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一直崇尚亂世用重典，但這可是當代社會「重典中的重典」，一輛普通自行車，嶄新的也不過一百多元到數百元不等，如果是折舊價，低的可能只有幾十元。盜銷一次自行車處以行政拘留，兩次一律勞教，這樣的「重典」，如果套用到各級政府官員身上，會產生什麼效果？我想，一個春節下來，副科級以上幹部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可處勞教直至追究刑事責任了。他們收一個紅包最少一百元吧，一個節日該收多少紅包？咱們這片土地多年來是個公認的腐敗重災區，卻不見得有什麼政策和法律措施對腐敗施以重典。非但不用重典，很多時候用的還是「法不責眾」那一套。
眼前的一個例子是：河南平頂山市某區委書記杜欣群發簡訊意圖阻止市委書記當選，結果被抓了個受賄貪污挪用公款1200萬元的典型。也許是為了立功，也許是為了抓幾個墊背的，他交代出來向他行賄的官員有100多名。目前杜欣案件還未進入司法程序，據說以6萬元劃線，其他人員在向辦案組說明情況後都暫得以繼續本職工作，只有一名女性官員被逮捕。6萬元相當於多少百輛自行車？
還有一起眾所周知的簡訊案－－彭水詩案，是一起公認的現代版文字獄，也是一起嚴重的違法事件。其實質是利用職權、打擊報復，壓制群言；濫用國家政法力量，達到確保個人升遷目的；行政力量粗暴干涉司法，破壞司法獨立；司法機關違背程序辦案，充當個人打手。從涉案人員範圍上來說，彭水縣主要領導，公安局長、司法機關，其違法行為都應當受到法律制裁和黨紀政紀處分。可是只有一個人受到「處分」，就是縣委書記藍慶華被免職，然而，在免職之後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他又被重新任命為重慶市統計局副局長、黨組成員。有關部門解釋說：「這是一次平級調動，均為副廳級，但比起原職縣委書記的權力來說，小了很多，其中已經有了處分的意思。」另外，對於縣長周偉等相關當事人目前尚未受到處理的情況，有關人士說，「不是出了一個事，所有人都要受到處理，這個事情主要是一把手負責，何況一把手已經受到處理。」也是「法不責眾」。
公眾關注、人大代表不依不饒的案子，對官員的處分還如此輕描淡寫，其他的更不在話下。這裡有執法層面的問題，有司法層面的問題，也有立法層面的問題。比如關係一個國家和民族命運和命脈的財稅和財產制度問題，也存在明顯的官民不平等現象。政府可以大把大把地隨意收錢、隨意花錢，老百姓看一下政府預算和預算報告都無門。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蔡定劍先生在3月12日《新京報》寫道：「2005年，我在新加坡國會進行調研時，提出想看看國會預算，國會圖書館館長送給我兩本當年的國會預算，說給我帶回來慢慢看，並作個紀念。我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服務了十多年，從來沒有看到過我們自己國家的預算。每次代表大會上，雖然都有聽取審議國家預算的議程，但代表們也很難看到具體預算。代表們會上審議的是預算報告，不是具體的預算。」即使精疏得無法看懂無法審議的預算報告，會後也往往被收回，社會公眾想要知道各級政府預算，更是難上加難。哪裡像有透明財政的地方，政府的一切開支，小到一台電腦、一支筆，價格多少，都歷歷在目，接受全民的監督。也正因為如此，才會有政府的行政支出歷年來突飛猛進，而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比例一年不如一年。與此同時，各級政府還有每年總額高達2萬億元左右的預算外收支，根本不進入財政預算，也不用進入預算報告，連人大監督「走過場」的形式都不必履行。這部分收支，高達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
在收稅問題上，國稅部門一紙文件就可以宣布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必須自行申報納稅，還制定了詳細的罰責，並且用納稅人的錢到處廣告這一收稅精神。可是，官員的財產公開法案，卻千呼萬喚不出來。官員財產公開（含父母、配偶和子女及其他直系親屬的財產，包括海外財產）是世界公認的有效防治腐敗的「陽光法案」，但在我國總是難產，包括沒有被納入到《公務員法》。據全國人大代表、山東民營科技促進會副會長王全傑調查，居然有97%的官員對「官員資產申報」持反對意見。
法治社會，追求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平等，根本的就在於官員和普通公民之間一律平等，公民和政府之間平等。建設一個法治國家，說到底是要建設一個法治政府，官員接受法治的全面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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