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適逢「鄧小平去世10週年」，或「鄧小平‘南巡’」15週年」，按理，這兩大標題中的任何一個，都足以構成中共當局「隆重紀念」的理由。畢竟，鄧小平曾經被中共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然而，中共方面，似乎並無多大動靜，相關紀念活動，規格小，調子低，應付似的，顯得可有可無。
仍然為鄧小平唱頌歌的一方，調子往往是：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沒有鄧小平，就沒有經濟繁榮；稱之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還不夠，還要稱之為「改革之父」。說穿了，這些頌歌，折射的，都是阿諛者的奴性人格。有些文盲個體戶的說法，把這種奴性人格，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沒有鄧小平，俺哪開得上摩托？沒有鄧小平，俺哪娶得上媳婦？
有人說「鄧小平改變了中國」。其實，鄧小平改變的，只是毛澤東的黨內路線。毛奉行「以階級鬥爭為綱」，鎮壓民眾，迫害異己，連鄧小平本人，都一度淪為受害者。一當鄧大權在握，改變毛的極端路線，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尤其平反被毛打倒的黨內高級幹部，為鄧徒增黨內聲望，收攬黨內人心，何樂而不為？
這種手法，在歷史上並不鮮見，前朝皇帝株殺大臣，後朝皇帝平反昭雪，一殺一撫，王室自然安穩。比如南宋時期，宋高宗枉殺岳飛，宋孝宗平反岳飛。宋孝宗為岳飛昭雪之日，宋高宗還在世，並且是「太上皇」，可見父子倆人的默契。
回到現代，毛鄧二人，猶如一個唱黑臉，一個唱白臉。前者把壞事做絕，後者把好話說盡；一個製造極端，一個扭轉極端，人心自然不難收拾。在政治上，鄧小平與毛澤東，實則一脈相承。比如當年的「反右」運動，由毛澤東策劃、鄧小平主持，所以，當需要為「右派」「摘帽子」的時候，鄧小平就只准「改正」，不准「平反」，聲稱「反右」的「大方向沒有錯」。
毛澤東之罪惡，遠遠超過斯大林。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為日後蘇聯民主巨變埋下伏筆；鄧小平卻包庇毛澤東，為更多的鎮壓和屠殺預留了空間。果然，鄧小平主導的中國「六四」大屠殺，與戈爾巴喬夫引領的蘇聯民主演變，幾乎發生在同一時期，形成倒退與進步、黑暗與光明的強烈對照。一出「六四」屠城，就足以抹煞鄧小平的一生。鄧臨死，就只能吩咐，連骨灰都不留了，更莫提上八寶山。
至於經濟建設，以輕視甚至破壞態度相對待的，古今中外統治者中，畢竟只有毛澤東一人。即便在中共黨內，力主經濟建設者，也早就大有人在，彭德懷、周恩來、林彪、劉少奇等，都屬此列。其中，任何一個人，如能有機會在毛死後主政，都會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絕非鄧小平一人而已。
但在經濟建設中，鄧小平的人治陋習和獨裁思維，卻給中國社會留下無窮隱患。比如，鄧自稱「摸著石頭過河」，就是「臨時拍腦袋」的典型人治手法，導致「一哄而上」，讓中國社會白白錯過本應由制度改革做起的有序過渡；又比如，鄧要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沒有解決權力監督的前提下，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富起來的，自然就是中共權貴及其親屬，迄今，中國億萬富豪中，90%以上為高幹子弟，就是明證。貧富分化，貧富懸殊，貧富仇恨，都是鄧小平那一句話惹的禍。有的貪官入獄後，甚至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鄧語錄，對抗審訊，是滑稽還是諷刺？令人啼笑皆非。
人治與獨裁為伴。這一點，連外國人都看明白了。一位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國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麼大約500個特權家庭的問題。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並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十幾億中國人民，都成了這個小集團的人質。
說穿了，鄧小平挽救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共。甚至連中共都不是，而是中共機體頂端的「小圈子」。當中共得以暫時挽救和苟延之際，中國民眾卻瀕於危殆。當中共崛起為經濟和軍事暴發戶、而揚威國際之日，中國民眾卻承受起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的「新三座大山」（又何止「三座大山」！）。
每逢毛澤東誕辰或死亡忌日，中共方面都極盡淡化，年甚一年，規格遠不如孫中山。如今，鄧小平又成為另一個需要淡化的人物，紀念規格還不如胡耀邦。這多少應驗了一句古話：「公道自在人心」。而可以斷言的是，有朝一日，江澤民死亡，有沒有紀念，抑或，是紀念還是鞭笞，都很難說。由此等現象觀之，中共執政的正當性與合法性，連中共自己，都沒有信心。
還有一句古話：「知恥者近乎勇」。但願當今中共高層，知恥而改，知恥而為。勿再重蹈毛鄧江等人的暗淡結局。據說，兩年多前，胡錦濤前往鄧小平故居時，婉拒了種樹紀念。而形成對照的是，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其他八人都先後在鄧故居雕像前種樹紀念。胡錦濤的「特立獨行」，莫非另有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