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駁：沒有民主，國家的統一對人民又有什麼好處！
1945年10月9日《大公報》記載：「最後毛先生像咆哮般的大喊：‘新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 而數十年之後自己成了萬萬歲。
那年頭，共產黨民主叫得可是真響啊，恨不得上臺就學美國搞三權分立搞直選。
國共和談，蔣毛握手，60年前那個秋天裡最大的新聞「重慶談判」，舉國矚目。不過在今天，它似乎不便如「抗戰勝利」一樣被隆重紀念；因為它最終的結局不是艷陽，而是血光。已知這樣的結局，再回看當年的報章，實令人仰天長嘆。
《毛澤東先生來了！》，這是1945年8月29日《大公報》的社評。它道出了那時公眾嚮往和平的普遍心情：
現在毛澤東先生來到重慶，他與蔣主席有19年的闊別，經長期內爭，八年抗戰，多少離合悲歡，今於國家大勝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
日本方投降，蔣介石就連發數通電報給毛澤東，邀請他來重慶談判。蔣如此急切，毛也最終應邀，如此邀約和赴約，史學家說，因為國共背後站著都不希望中國再燃戰火的美國和蘇聯。中共決定「讓步」。毛澤東說，「無此讓步，不能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不能得到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
我們兒時被灌輸了這樣的印象：毛主席去重慶，如入虎穴。我讀過許多描寫延安軍民送別毛澤東的記述。在當年的上海《申報》上，我發現了跟隨美國大使赫爾利去延安接毛澤東的美國廣播公司通訊員薩德的報導，卻是未曾一見的。他寫道：8月28日上午飛機由延安起飛時，「延安軍民均出歡送，在登機前，毛氏與其幼女及嬌妻話別時，幾被包圍」。
對「重慶談判」這一當時的最大新聞，作為主人一方的國民黨，其黨報《中央日報》處理得很小家子氣。報導少，短，通常安排在新聞版的右下方。例如《毛澤東昨抵渝》這條消息，還不如《我駐滬憲兵隊開始執行任務》的消息突出。
當《中央日報》的社長總編輯很不容易，要時時揣摩蔣介石的意圖，動輒得咎（抗戰時期在重慶就撤換過三任社長）。毛澤東到重慶，《中央日報》得到的指令是「一律採用中央通訊社的新聞稿」、「不要替GCD製造聲勢」。
相反，《大公報》濃墨重彩，發表了消息、特寫《毛澤東先生到重慶》、社評《毛澤東先生來了！》等多篇報導和言論。中共《新華日報》則站在黨的立場，展開了強大的宣傳攻勢。《新華日報》報導毛澤東到達重慶的情景稱：
待望的人終於到了！機門才開，就是一片鼓掌的聲音。最前列就排齊了幾十位攝影記者的陣勢。毛澤東！堅強地領導著中國人民為抗戰、團結和民主而鬥爭的人，就站在大家前面了！一片……光和攝影機發動的聲音，赫爾利大使陪著毛主席下機，接著是張治中將軍和周恩來、王若飛同志。外國記者喊了：「General?Chow！」（「周將軍！」）「站近一點，大使先生！」
攝影競賽繼續了二十分鐘之久，赫爾利大使對毛主席說：「好萊塢！」的確，這是好萊塢影片裡習見的情景。
《大公報》記者子岡的《毛澤東先生到重慶》，對毛有生動的描述。她寫道：
「很感謝。」他幾乎是用陝北口音說這三個字，當記者與他握手時，他仍在重複這三個字。他的手指被香菸燒得焦黃。當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時候，我看到他的鞋底還是新的。
毛澤東到達下榻處後，細心的子岡又觀察到：
毛先生寬了外衣，又露出裡面的簇新的白綢襯衫。他打碎了一隻蓋碗茶杯，廣漆地板的客廳裡的一切，顯然對他很生疏。
「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裡了」
《新華日報》刊登了一些讀者來信，有的很有意思。例如它收到了署名「一個家庭的兩個人」的一萬元法幣，請報社代購美國魚肝油丸轉獻毛澤東。原文刊登的來信說：「我們既非黨員又非無產階級，可算是小康之家，也就因為這點，才足以說明愛戴他的人，除上列人類外，還有我們這一類的人。我們認為只要他還活著，中國就總有完成人民願望的一天！」（1945年8月30日《新華日報》）
它還發表了《一群女工致毛澤東同志的信》（1945年9月1日《新華日報》），或許是請人代筆的，但文字拙樸可愛：
親愛的毛澤東———我們人民的領袖：
聽到你來到了重慶的消息以後，我們真高興得不曉得怎樣辦才好。大聲的歡叫吧，別人會干涉我們的，關在心裏頭講吧，又覺得悶得不好過。我們只好悄悄地躲在宿舍裡，幾個人面對面地傻笑一陣。
毛先生，你覺得我們太幼稚好笑吧？請您不要笑我們，好多年來我們一直是過的不是人過的日子，老是被別人當牛馬看待，一點起碼的自由也沒有。我們老是想，我們不能這樣永遠過下去，我們會遇到救星的。從報紙上，從許多好朋友的口中，我們曉得中國人有了一個大救星，這個救星就是您。
1945年10月8日的《新華日報》，發表了李俞寫的《農民的希望》，裡面有很多有趣的四川方言，讀來令人莞爾。
「毛澤東到重慶來了！」這消息首先成為鎮上人士的重要話題，加以種種的猜測和估計；但很快就流傳散佈到低矮陰暗的茅屋裡，蜿蜒崎嶇的山路上，還加上一句：「幫我們下力人來的。」
四川的農民們都知道「朱毛賀龍鬧共產」，但以為朱毛是一個人。「啥子朱毛，你默倒朱毛是一個人嘛？」文章描寫一個農民指手畫腳結結巴巴重述在鎮上聽來的新聞，還加油添醬地說：「蔣委員長接毛先生來拿了言語，今年可不再抽丁了。」還有一個自耕農緊張地到小學校問：「聽到說毛澤東來了要分地的，是啷個的麼？」一個開明地主說：「毛澤東來了也好，這班發國難財的該下臺羅！」更有人說：「毛澤東來了，實行民主，鄉長保長全要讓我們重新選過……」於是農民們很高興，「那我們干人到底多些……」
沒錯，六十年前的氣氛就是這樣。毛澤東抵達重慶機場時，《大公報》女記者子岡向他詢問共產黨在談判中將從哪些問題談起，毛答：「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裡了」。
他在重慶住了四十餘天。四十餘天，國共雙方代表唇槍舌劍：
國民黨說：一個國家，如果四分五裂，還能搞什麼民主？
共產黨駁：沒有民主，國家的統一對人民又有什麼好處！
一國之內，有兩個各有軍隊、各佔地盤、各自為政的政黨，這就是重慶談判面對的現實。蔣介石擬定談判的原則：「一切問題以政令軍令之統一為中心。」共產黨提出三大口號：「和平，民主，團結。」其核心，也是最令國民黨頭痛的，是「民主」。
在9月19日的談判中，國民黨代表張治中說：「軍令、政令必須統一於中央原則之下，始可解決問題。如依中x共之辦法，則非為謀軍令、政令之統一，而完全為分裂。所謂民主乃分裂之民主……」
中x共則說：人民希望的是「新式的民主的統一」，「決不希望統一的政治，是貪污普及於全國的政治，統一的軍事，是軍閥橫行於全國的軍事。……反民主的統一，中國自古就有，到了今天，已經是陳腐透了。」（1945年10月2日《新華日報》）
值得注意的是，向來鼓吹民主的《大公報》，當時的觀點也與中x共不盡相同：「國家必須統一，不統一則勝利不完全，而建國更困難。全國必須團結，不團結則有內亂的危險，更無從使國家走上民主建設的大路。」許多報紙表達了人民的厭戰情緒。重慶《新民報》認為（包括實施憲政在內的諸項大事）「沒有一件可以在分裂的狀態中完成」；成都《華西晚報》呼籲將人民的壓力加給國共，「反對分裂，反對內戰」；重慶《新蜀報》「深盼大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對「民主」各有理解。重慶《新蜀報》說，「今天，我們所要求的民主，不是少數黨派所吶喊的民主。……人民所希望的是民主政治的充分實現，而不是黨派利益的類似分贓。」
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適的觀點。1945年8月24日，胡適給毛澤東發了一封電報，懇請「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黨」。他列舉美國、英國憲政民主的範例，認為「中x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
國共以外的大批「民主人士」，在重慶談判期間則擔心共產黨讓步太多，落入國民黨的陷阱，也將犧牲他們的利益。
重慶談判後期，中共的口號引人注目地加上了「統一」二字。10月8日晚，張治中在歡送毛澤東的晚宴上致辭時說：「大部分的意見，我們已經一致了。就是：和平，民主，統一，團結，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
毛澤東上臺，稱「張部長講得很對」，「統一是好的，不統一不好，我們一定要統一！（鼓掌）」
短短的講話，毛澤東八次使用「統一」一詞。1945年10月9日《大公報》記載：「最後毛先生像咆哮般的大喊：‘新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
「人民要求變?變化才可以不亂」
重慶談判產生了俗稱「雙十協定」的《政府與中x共代表會談紀要》。但是墨跡未乾，烽火已燃。8個月後內戰全面爆發，歷史完全走向美麗口號的反面。
毛澤東曾說，「只有《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因為該報從來不稱中共是「共x匪」。但60年前此時，《大公報》卻因連發多篇社評，批評國共內戰，受到中x共嚴厲駁斥。
11月2日的社評《中國政治之路》提出，中國怎樣走向民主？取決於一二大黨和一二領袖。總編輯王芸生作了兩個「極其冒昧的譬喻」：「假如我是蔣主席」，他說，將立刻宣布國民黨不再專政，還政於民。「假如我是毛澤東」，他又說，「我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但不必由共產黨專政」，「我爭黨的地位公開，我爭各種基本的人x權」，如果這一切得到保證，就取消GCD的地方政權，改組共產黨的軍隊，使之國家化。
10天後，又一篇《應該問問人民！》，說國共「叮叮噹噹」糾纏的「地盤」和「槍桿」問題，「從人民眼中看來，乃是黨派的私爭，根本蔑視了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社評書生氣十足地說，所謂地盤問題，就是若干省的用人問題，也就是選擇公僕。這是主人的事，「不應由僕人爭吵」。軍隊問題也一樣。「人民養兵，是為了衛國，不是為了爭地盤」，「應該把軍隊拿出來交給人民選舉的政府」。
一週過去，隨著北方局勢更加凶險，《大公報》又發表社評《質中共》。它認為「中共是當前局面中的一個主角」，「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這時發生傾斜：
毛先生在重慶時，曾幾度在公開集會上大聲的說「和為貴」，「忍為高」；目前這局面，試問中共究曾和了幾許？忍了多少？
《大公報》堅決反對國家分裂，它寫道：「政黨要爭政權是應該的。問題在於應該以政爭，不應該以兵爭。以政爭，是以政策及政績決定勝敗；以兵爭，則是以武力決定勝敗。以政策政績勝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勝的，必然是強權專x制。」
在《質中共》發表的第二天，11月21日，中共《新華日報》發表社評《與＜大公報＞論國是》，重申中國只有「變」（搞民主）才不會「亂」（打內戰）；軍隊國家化是跟著政治民主化來的，軍隊不「化」於民主的國家，難道還該「化」於國民黨的「黨國」嗎？還該「化」於封建獨裁的國家嗎？
更加猛烈的回擊，來自12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駁大公報》（作者陳伯達）。作者認為《大公報》關於國家和人民的觀念「落伍極了」，「幼稚極了」。無論滿清政府、袁世凱政府，都是在「國家」、「中央」、「合法」的名義下打殺人民的。共產黨要是放棄武力，人民便只能在劊子手的刀下生活。「《大公報》的作者先生！你們要在人民面前抹煞這種血的經驗，血的教訓，你們是低估了人民的覺悟了。」
足足一個多版的《駁大公報》，雄辯滔滔，是中共「國家觀」、「人民觀」的系統闡述。可憐的王芸生，以書生之心度強人之腹，竟迂闊地希望蔣介石和毛澤東當華盛頓，創立「優美的民主傳統」。然而60年荊棘行過，你會發現那不是笑劇。這場字字句句直逼中國「真問題」的筆戰，至今餘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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