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彷彿一夜之間，新聞界重新發現了時評，許多報紙都有了「時評」版面，連雜文也都有時評化的趨勢。什麼樣的時評才是好時評？我總是一再地想起王芸生1943年在重慶《大公報》發表的《看重慶，念中原》。「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吃干樹皮的忍不住刺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換到幾斗糧食…… 災荒如此，糧課依然，縣衙門捉人逼拶，餓著肚納糧，賣了田納糧。憶童時讀杜甫所詠嘆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嘆息，乃不意竟依稀見於今日的事實。」「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課，為什麼政府就不可以征發豪商巨富的資産並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這不是文學化、哲學化的轉彎抹角的文字，而是直面現實、毫無遮掩的文字，即使今天讀來，依然令人動容，難怪當時此文一出，大街小巷爭相傳閱，拍手稱快。這樣的時評注定要永遠留在新聞史上，因為它代表了一個時代的良心。《大公報》當年為這篇時評付出了停刊三天的代價。
我們深知，要産生真正的好時評一定離不開一個良好的外部言論環境，離不開寫作者本身內在的道義關懷、人格追求。前者，不是憑一己之力一時所能做到的。後者卻是每個人可以自我要求的。批判是時評存在的意義所在，直截了當地說出真相，面對真問題，說出自己真實的良心判斷，這是時評這一特有的文體所承載的使命。相反，不痛不痒、纏上一層又一層裹腳布的「時評」，戴著鐐銬舞蹈的「時評」，常常失去了時評的本來面目，變成可有可無的東西。在今天中國大陸的報紙上，我們雖然沒能看到足以與王芸生、張季鸞這些前輩相媲美的文字，這是現有環境的限制。但是，網際網路上不乏追隨張、王當年餘續的文字。何況，那麼多天南海北、大大小小的報紙不約而同地重視時評版面的本身，最終將會開創出一個新的公共空間來。
一個開放的、多樣化的、包容的時代離不開時評，時評根植於我們的社會生活當中，不是純粹的文字遊戲，不是時評家書齋中賞玩的對象，它與我們每時每刻的生活血肉相連，時評的痛感就是我們的痛感，一句話，時評需要深入生活的底部，也需要仰望星空。真正有生命力的時評不需要黃金鑄造的桂冠，千百萬讀者會主動在心中為它加冕。(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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