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論者指出，楊振寧在東南大學演講時的一些話，枉顧中國人民的利益，一味討好高校領導和教育官員！連中央政府都不斷提出體制要改革，他卻不顧我國多少孩子的上學成問題，不顧多少孩子上學後也沒有能發揮他們本有的聰明才智，而在為陳舊落後和不公平的教育體制搖旗吶喊。
網上一片痛斥聲，如斥之為「中國教師道德淪喪時代到來的標誌」，為「當代喪失良知的知識份子的代表」等。一位網民說："我勸楊博士還是好好的摟著年輕的妻子安度晚年好了，不要到處散佈謬論。我國教育的好壞，有幾人不知。我們科技不發達的真正原因是體制的制約，課題要關係，經費要關係，論文發表要關係……，在這個一切都充滿官本位思想的國度裡，扼殺了多少人才你知道嗎？"
春秋責備於賢者，本來，社會賢達一舉一動萬民矚目，更應該事不苟作，言不苟發，在道德上嚴格要求自己。像楊振寧先生這樣信口開河，難免誤導和遺害社會。他的一些言論，不僅以全球文明的標準衡量是不夠格的，從傳統道德的角度看也是不入流的。科學領域巨大的成績，掩蓋不了此君的人格上的渺小丑陋。這是人沒做好，做失敗了。魏京生在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二十週年慶祝會上發言的題旨為《民主運動是先做人，後做事》，我非常贊同。民主運動理當如此，個人修養何嘗不當如此？
有人說，人生短促，腳步匆匆，事都做不過來，哪能把重心放在做人上？等你做完人就玩完了，還上哪做事?這是把做人與做事割裂開來了。殊不知做人與做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做事就是做人，仁義道德體現於事功言行之中，優良品質表現在日常行為當中。人不是懸空去「做」的，一些理學家尤其是心學家就犯了這種錯誤，空談義理，徒知靜養枯坐以「修道」，王陽明後來發現了這個問題，故也強調「從事上去磨練」。
做人與做事的關係，類似於尊德性而道問學的關係。「尊德性而道問學」，語出《中庸》。在宋明理學中，對尊德性與道問學二者的側重點不同，乃程朱道學和陸王心學在學術分歧上的標誌。尊德性注重人的道德內省，道問學則側重對具體事物的認識和對具體學問的追求，是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概括。
做事很重要，做人更重要，一個人應在「尊德性」的引領下從事「道問學」的活動，在「道問學」的土壤中培養「尊德性」的精神。如沒有德性作為基礎，學問能力名望權力影響越大，很可能其危害性也越大。所以科學上文學上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各個領域的「賢者」巨人，同時更應是道德上的巨人賢者，同時，道德不僅應落實到文學科技學術政治經濟一系列實踐活動中去，還應體現到言論行為日常活動中去。尤其是在中共特權專制之下，要想不「入鄉隨俗」，需要更高度自律，更高尚的道德。像楊振寧那樣胡說八道，用理學家的觀點看，就是因為他的良知為物慾所蔽、為外境所奪了。
有人以為「春秋責備賢者」是找好人的岔，那是誤會；柏楊以為「責備賢者」與「嫉妒」在本質一樣，都是在雞蛋裡找骨頭，更是謬以千里。「賢者」或佔據重要的位置，或享有崇高的聲譽，一舉一動備受矚目，一言一行干係重大，當然應為社會的健康運行、國家的健康發展負起最大的責任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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