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穎所跟蹤的三個乞丐都是被媒體報導過的「知名乞丐」,這第三個王某還兼有行騙的成分,然而行乞所得也依然這麼可憐。看來所謂「乞丐年收入十萬」的報導,也跟八十年代中期「擺個小攤,勝過縣官;喇叭一響(指個體司機),超過省長;全家做生意,賽過總書記」的順口溜一樣,當不得真。
曾穎的體驗是符合我們的生活經驗的:當你在天橋上、地鐵口遇到乞丐的時候,你有多少次從手提袋裡後口袋裡找出一、兩枚硬幣給他們?我們行色匆匆,我們沒有相信陌生人的習慣。然而為了這點可憐的收入,他們寧可低三下四,寧可穿著破爛的衣服,甚至寧可長時間趴伏在地上冒充殘廢!這並不是個讓人舒服的動作,不信你趴兩個小時試試?這一切曾經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然而乞丐王某簡單的一句話就給出了全部答案。民工的工資如今在四川也許從王某工作時的三百漲到了五百,但不時上演的「民工跳樓秀」表明,拿到這點微薄的工資有多麼困難!就是順利拿到了工資,再加上「386170部隊」(婦女、兒童、老人)種地的收穫,也只夠吃飯、穿衣和孩子接受「義務教育」,想上大學是沒門的,生了病也只能「小病拖,大病磨,看不起醫師請神婆」。遍地乞丐的背後是「血汗工廠」和「民工跳樓秀」,「血汗工廠」的背後是更加血汗的農村。
大約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每次回湖南臨湘縣城我父親家過年,我都被接踵而至的乞丐煩得不行,尤其是對吃午飯時頑強地敲門的乞丐感到非常的憤怒。我那時覺得這些人又不缺胳膊少腿,卻明知人家不高興還要來騷擾,為了一、兩角錢而放棄做人的尊嚴,十分可鄙。為了避免騷擾,許多家庭的木門用暗鎖,外面的鐵柵欄防盜門則用明鎖,吃飯時從裡面把手伸出去將防盜門鎖上,給人以主人不在家的假象。一些家庭甚至只有親友來訪或晒太陽時才打開鐵門,而湖南冬天有太陽的日子又非常少,整個春節期間全家人幾乎都被集體「囚禁」在鐵門裡。感謝曾穎,感謝王某,今天我總算對那些乞丐多了一份理解,今年春節我將勸說我的父親不再自我「囚禁」。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去年9月西南大學文學院大三女生陳易隱瞞其檢察官母親有醫療保險等事實,以「賣身救母」的網名在天涯社區為其母可能要做的二次肝移植募捐,在媒體推波助瀾之下,短短一個月就募得捐助約十萬元。網友「八分齋」自費赴重慶調查,揭露了陳母有醫療保險、陳易生活奢華等事實,輿論大嘩。陳母決定做二次肝移植手術,但尚未進行二次移植就死於血管造影手術,輿論在媒體的推動下迅速逆轉,陳易獲得了廣泛的同情,「八分齋」被許多人譴責為殺人不見血的凶手。
與街頭或上門的行乞相比,利用互連網、報刊、電視募捐或行騙產生的問題要嚴重得多。但國內媒體顯然更願意揭露、抨擊普通乞丐,民眾似乎也更樂意為這種遠程的大規模行乞掏腰包。是我們在生活中上當太多以至於只能依靠遠方的陌生人才可信的幻覺生存,還是媒體為掩蓋自己的失誤在繼續欺騙民眾?或者,無論是媒體還是其受眾,都在根據「上等人」和「下等人」身份的不同而對同樣的行為採用不同的評價標準?保姆偷主人十塊錢是賊,縣長只貪污受賄公款一千塊絕對是清官!有時我自己也這麼認為。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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