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9-01 10:28:46作者：
江澤民一心想要「消滅」法輪功來發泄私憤，不過，江澤民熱衷於賣弄自己和玩弄政治權術，其無能和不學無術廣為人知，對於扎根於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廣泛社會基礎的煉功群眾，江澤民一個人幾乎無能為力。然而恰好中共這臺暴政機器已經磨礪成熟，並且也要鏟除法輪功，作為共產黨總書記的江澤民於是因風吹火，輕輕按下了啟動鎮壓的按鍵。二者在鎮壓上的呼應共鳴，恰如登山者的吼聲造成雪崩效應一樣。
在江下達鎮壓命令之前，中共對法輪功的討伐、監視、調查和羅織罪名早已開始，因為中共這一邪靈邪教組織固有的邪惡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忍」對其存在的威脅，更不能容忍如此龐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長的煉功群體。從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員就在法輪功中臥底，但未發現任何問題，甚至許多臥底人員也煉起了法輪功。1996年，《光明日報》違背對氣功的「不宣傳、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發表文章，在思想領域無端批判法輪功。之後，來自公安和頂著「科學家」頭銜的政客對法輪功的騷擾一直不斷。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利用職權授意公安部門在全國範圍對法輪功進行了一場調查，意在羅織罪名取締法輪功。在各地做出「尚未發現任何問題」的結論後，羅干於1998年7月又通過中國公安部一局（也稱政治保衛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教」，然後再讓全國各地公安部門進行系統性「臥底調查」、蒐集證據。調查結果依然一無所獲。
當中共作為一個邪靈組織已經開始要動手的時候，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啟動鎮壓機器的人。此時中共領導人的處理就會起到重要作用。作為一個個體，中共黨魁可以同時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惡，如果其選擇「善」，那麼就可以暫時抑制中共邪惡黨性的發作；如果其選擇了「惡」，那麼中共的邪惡黨性就充分地暴露出來。
在「六四」之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無意鎮壓學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老執意鎮壓。鄧小平當時說：「殺20萬人，換來20年的穩定。」這「換20年的穩定」實質上是要換中共20年的政權，這符合了中共獨裁專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
在法輪功問題上，當時中共政治局七個常委中，也只有江澤民執意鎮壓。江澤民提出的藉口是關係到「亡黨亡國」，這觸動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經，加強了中共的鬥爭意識。江澤民維護個人權力和中共維持一黨獨裁在這裡取得了高度的統一。
1999年7月19日晚，江澤民主持召開了中共高層會議，以權代法，親自「統一」了認識，親自拍板做出全面鎮壓的決定，以中國政府的名義全面取締法輪功，欺騙了世人。於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國國家政權和暴力機器開足了馬力，鋪天蓋地鎮壓無辜法輪功民眾。
由此，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時中共的總書記不是江澤民，而是另外一個人，這場鎮壓就可能不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講，共產黨利用了江澤民。
反過來講，如果共產黨不是因為其血債和危機感，不是因為其十惡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滅絕人性的本性，它也不會認為法輪功是個威脅。沒有中共對社會無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澤民的鎮壓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組織保障、財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員保障、設備保障以及監獄、警察、國安、軍隊和所謂的宗教、科技、民主黨派、工會、團委、婦聯等的支持。從這個角度看，江澤民利用了共產黨。
在江下達鎮壓命令之前，中共對法輪功的討伐、監視、調查和羅織罪名早已開始，因為中共這一邪靈邪教組織固有的邪惡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忍」對其存在的威脅，更不能容忍如此龐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長的煉功群體。從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員就在法輪功中臥底，但未發現任何問題，甚至許多臥底人員也煉起了法輪功。1996年，《光明日報》違背對氣功的「不宣傳、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發表文章，在思想領域無端批判法輪功。之後，來自公安和頂著「科學家」頭銜的政客對法輪功的騷擾一直不斷。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利用職權授意公安部門在全國範圍對法輪功進行了一場調查，意在羅織罪名取締法輪功。在各地做出「尚未發現任何問題」的結論後，羅干於1998年7月又通過中國公安部一局（也稱政治保衛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教」，然後再讓全國各地公安部門進行系統性「臥底調查」、蒐集證據。調查結果依然一無所獲。
當中共作為一個邪靈組織已經開始要動手的時候，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啟動鎮壓機器的人。此時中共領導人的處理就會起到重要作用。作為一個個體，中共黨魁可以同時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惡，如果其選擇「善」，那麼就可以暫時抑制中共邪惡黨性的發作；如果其選擇了「惡」，那麼中共的邪惡黨性就充分地暴露出來。
在「六四」之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無意鎮壓學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老執意鎮壓。鄧小平當時說：「殺20萬人，換來20年的穩定。」這「換20年的穩定」實質上是要換中共20年的政權，這符合了中共獨裁專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
在法輪功問題上，當時中共政治局七個常委中，也只有江澤民執意鎮壓。江澤民提出的藉口是關係到「亡黨亡國」，這觸動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經，加強了中共的鬥爭意識。江澤民維護個人權力和中共維持一黨獨裁在這裡取得了高度的統一。
1999年7月19日晚，江澤民主持召開了中共高層會議，以權代法，親自「統一」了認識，親自拍板做出全面鎮壓的決定，以中國政府的名義全面取締法輪功，欺騙了世人。於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國國家政權和暴力機器開足了馬力，鋪天蓋地鎮壓無辜法輪功民眾。
由此，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時中共的總書記不是江澤民，而是另外一個人，這場鎮壓就可能不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講，共產黨利用了江澤民。
反過來講，如果共產黨不是因為其血債和危機感，不是因為其十惡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滅絕人性的本性，它也不會認為法輪功是個威脅。沒有中共對社會無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澤民的鎮壓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組織保障、財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員保障、設備保障以及監獄、警察、國安、軍隊和所謂的宗教、科技、民主黨派、工會、團委、婦聯等的支持。從這個角度看，江澤民利用了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