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接班不久（晚上9點）急診科值班醫生就打來電話：「報告總值班，我科來了一個嚴重摔傷的急診病人，蹬三輪車掉進了馬路邊的管溝，連人帶車砸得不輕，全身多處外傷，耳朵也撕裂了多半拉。剛剛做完腦部CT，幸好顱腔內沒什麼事，現在要進行外傷縫合處理了，可是病人錢不夠，請示該怎麼辦？」
我問值班醫生：「病人有沒有醫保卡？有沒有家屬？有沒有可能借到錢？」
值班醫生回答：「都沒有，是一個甘肅來的民工，孤身一人，現在只有幾個一起蹬車的老鄉，拍CT片子的錢就是他們湊的，再也拿不出來了。」
我又問：「他們總共還剩下多少錢？最簡單的處理要花多少錢？」
醫生答：「他們找來找去也就50多。耳朵縫合差不多要100塊錢，三處外傷縫合也要60多塊，再開點最便宜的抗菌藥物防止傷口感染，也要20多，在我們這裡打上第一次吊針，總共不到200塊錢。」
我說：「能不能再少點？盡著這點錢花完了就算了，要不然頂個見死不救的名聲太難聽了，捅上了報紙更麻煩，想想辦法吧。」
值班醫生回答：「這樣好了，你打個電話叫耳鼻喉科的值班醫生到我們這裡來縫合耳朵，針線算我們科支出，我們按外傷縫合收費，不過也要100多才能打住，不夠的，你給簽個字列入專項吧。」
這裡交代一下：我們醫院為瞭解決病人沒錢救命的問題，在財務收費上設了一個專門項目，叫做欠費沖銷。全院每年有30萬元的限額，包括全院每年要不回來的欠帳都從這裡抵扣並算作科室收入。1000元以下由醫務處簽字確認，1000元以上由院長批准，非工作時間就由總值班員代醫務處簽字。本來這是不合規定的，但是也沒有辦法，在過去的管理制度下，報紙電臺總是罵我們見死不救，醫院規定急診科必須處置病人，所以只好想了這麼個沒辦法的辦法。但是要嚴格控制，能收的錢要盡量收進來。
不是我不想簽這個字，上個月我簽了300元，醫務處主任跑過來嘮叨了半天，說去年這個專項基金就超了7萬多，挨了批評。今年才過了一半就又快空了，年底是病人逃費的高發期，再不能零零星星批欠費了，否則又要超支。最後開玩笑地說，現在住院病人逃費都是萬字頭的，我們要「集中財力辦大事」。
無奈之下，我只好親自跑到急診科，盡量用和藹的語氣跟他商量：「把你的身份證押下來吧，然後填個單子，簽字保證一定會在一星期內交齊所欠費用，馬上給你手術。」
這個民工一臉的血痂和泥土，半個耳朵呈紫黑色斜躺在左頰，黑黝黝的皮膚上還帶著血口和擦傷，鬍子拉碴的樣子很是可憐。他一邊用紗布摀住受傷的耳根，一邊憤怒地用方言抗議著，大部分我聽不懂，但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說他沒帶身份證，我們見死不救。我只能再次跟他解釋，可我知道解釋他根本不會聽，怎麼辦？我瞥見了外面的三輪車，於是跟他的同伴說他的三輪車可以抵押，請他們推進來，交給值班警衛保管。
這時候驚人的一幕發生了，這位民工突然站了起來，高聲大叫「我沒有錢！死掉算了！」，然後惡狠狠地把鮮血浸透的紗布往地下一摔，大踏步地走出了接診室，他的幾個老鄉也跟著走了出去，有一個試圖去拉他，但是被他摔開了。
我和值班醫生追了出去，醫生說不處理耳朵會壞死的，再說傷口也需要簡單清清創，這個不收錢。我見他執意要走，攔住他請求他簽個《自動出院責任自負聲明》（這也是我們應付法律糾紛的一種不得已措施）再走。他說他不認字（可能是真的），讓一個老鄉代簽，那個老鄉歪歪斜斜地寫下了他的名字----王寶句（可能是「聚」字）。
目送著他們一行人漸漸遠去，特別是王寶聚自己推著那輛輪圈已經嚴重變形、走起來扭扭歪歪的三輪車的背影，我忍不住眼淚在眼眶中打轉，可我堅持沒有讓它流出來，因為我在年輕的值班醫生面前，是個執行醫院規定的管理幹部。
這種事情值班醫生見得多了，他沒有什麼激動的情緒，只是嘆了口氣，告訴我病人顱內確定沒問題，外傷隨便用點外擦藥也早晚能好，只不過可能要發幾天燒。就是耳朵不縫很可能保不住了，破相是肯定的，或許他命好，能挺過炎症期………
處理緊急搶救，我從頭到尾沒說過「搶救」兩個字，說得最多的就是「錢」，整個事情也是圍繞著錢這個矛盾，如果病人有錢根本不需要我跟著摻和，可是沒錢我就算來了也是個處理不了，那麼總值班員到底能幹什麼？
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到值班室的，一路上我的腦海裡閃過了無數曾經出現的畫面：
……院長在從市長那裡回來後召集的中層會議上發牢騷：「我說最近20年全院累計的欠費虧損有570萬，市長說我們是兵團所屬醫院，地方沒有理由給你解決，再說市裡也沒有這份閑錢，就算有錢也不會給你們，一來你們醫院的職均收入超過全市2倍，二來市裡財政救濟下崗工人和貧困農工都困難，無法顧及你們，自己克服算了」。院長說那能不能提高點醫保病人的費用限額，讓我們在治療大病患者時少虧一點，市長一口回絕說沒有這個可能，社保局每年的報銷窟窿越來越大，市裡也在發愁…….
……..一個年輕醫生在我面前訴苦：「每天管著十幾個病人，忙得要死，忙就忙點吧，可還要負責幫著住院處催討費用，沒完沒了地履行治療收費告之程序，真不知道自己是個醫生還是個討債鬼」。「辛辛苦苦忙活一個月，正常收入還不到2千元，買房子養孩子照顧娘老子都要花錢，不收幾個藥品開單提成簡直難以活下去了，其實也就那麼幾百塊錢，成天提心吊膽的真不值得」…….
………一個老同學在飯桌上喝多了開罵：「你們醫院技術好我承認，可是要錢也太黑了，我媽住了12天院，你們就敢收三萬多，比老子2年掙得還多，你還好意思哭窮？除了開印鈔機的，就屬你們醫院最有錢了」………
…….我老婆一邊半夜三更地忙活拖地，一邊跟我說她們手術室裡的事情：「今天忙死了，又請外面專家來做手術了，他帶來的那種人工心臟瓣膜是進口的，美國產品，包裝特別高級，連套盒都是不鏽鋼的，我想要一個他不給，說公司要回收。其實我聽說銷售這種器械的公司看套盒給提成，用掉一個給3千，今天做了6個病人，回去一下子就是一萬八」………
……..我們主任坐在桌子對面跟我訴苦：「天下還有沒有講道理的地方了？市政府、衛生廳、衛生局、社保局哪一個不是管你的爺爺？抗災搶險、醫療扶貧、抗擊非典、評比檢查一個文接一個文把你折騰得團團轉，幹活咱不怕，可是你真有個事情他們馬上就變成了泥菩薩，不管不問，憑什麼我們這公立的非盈利醫院連個60%的基本工資都不給解決？身為國家幹部，向我們攤派推銷新藥倒是屁顛屁顛的。」………
我知道自己在這件事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可是我在執行醫院的規定。醫生事實上確實見死不救了，可是他更加無辜，還有那民工、市長、院長、主任、大夫、同學、專家、官員，似乎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都是無奈之下的選擇。
我實在不明白：既然大家都是苦不堪言，那麼到底是誰在背後偷偷暗笑呢？
既然整件事情過程中仔細想想誰都不是最壞的人，那麼到底這種悲劇的責任應該由誰來承擔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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