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在國內媒體上，東洲血案的真相被官方嚴密封鎖，但通過網際網路和手機採訪，有關此一血案的境外報導和評論，還是傳遍世界並回饋回大陸，引起國內外輿論的震驚，將之稱為六四血案十六年來中共當局再次大規模動用軍警屠殺民眾事件，也使在中國改革中最先富起來的廣東省再次變成眾矢之的。
近年來，由於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和社會公正的奇缺，大規模群體性維權事件在全國各地都有頻繁出現，而並非是廣東所獨有；各地政府對民間群體維權的鎮壓，也大都要出動大批警力，動用催淚彈、水龍頭和警棍毆打維權民眾，還要抓捕維權領袖，由此導致的激烈官民衝突、甚至流血事件也不在少數，但很少有地方政府敢於像廣東當局那樣，命令全副武裝的武警向徒手示威請願的民眾開槍。
2004年10月27日到11月7日，四川雅安市漢源縣爆發了有十萬民眾參與的維權鬥爭，當局出動軍警鎮壓，引發更大規模的官民衝突，憤怒的民眾衝擊縣政府、搗毀設施，政府機關被迫停止運作，全縣店舖關門，市場關閉，甚至一度將前去平息衝突的四川省省委書記圍住不放，四川省當局緊急調動萬名武警包圍漢源，當地交通，通訊被切斷，網路被管控。據BBC中文網報導，在這次大規模的官民衝突，警民雙方皆有傷亡，死亡七名農民和兩名武警，四十多人受傷。
2005年4月11日，浙江東陽縣畫水村村民為抗議當地化工場對環境的嚴重污染而進行群體維權，當地政府出動三千警力對付畫水村兩萬名維權農民，但在衝突中，警方因寡不敵眾而撤離，憤怒的民眾掀翻並炸毀多輛警車，官方並沒有開槍鎮壓。最後的結果是官權向民間維權的妥協。
2005年7月－10月，重慶特鋼的工人維權與官方壓制之間的鬥爭，在10月7日演變為大規模警民衝突，但特鋼工人沒有屈服，通宵站馬路以示抗議。官方平息事件的手段是慣用的鎮壓與收買相結合，一面逮捕了工人維權的兩位代表，多人在衝突中受傷，一面不得不滿足工人們提出的權益訴求。
反觀廣東當局處理群體維權事件的手段，在厚黑性和殘忍性的方面都超過其他地區。
中共一向把農村基層民主試驗作為對外展示的「民主秀」，全國各地發生過無數起村民根據中共現行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來合法罷免村官的事件，其中不乏成功罷免的實例，也沒有引發大規模官民衝突。但到了廣東番禺區窩頭鎮太石村，即便村民們自發罷免村官的行動完全合法合理合情，但廣東地方官權為了烏紗帽及其既得利益，仍然能夠執法違法地踐踏村民們的法定權利，仍然可以動用無法無天地動用一切手段來進行野蠻的鎮壓，以至於，小小太石村維權變成舉世矚目的公共事件。
當番禺官權動用民政局的行政手段來壓制村民維權而失效之後，就動用專政暴力進行強行鎮壓，面對太石村村民的「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非暴力的理性維權，當局多次出動大量軍警進行暴力鎮壓，打人抓人、強行衝進村委會財務室搶走關鍵證據，玩弄兩面派陰謀和喉舌的輿論造勢，逼迫村民退出選舉和民選的罷免委員會成員辭職。
當以上暴力手段和陰謀權術還無法完全奏效時，番禺官權甚至不惜指使黑社會手段對付維權人士。揮舞著棍棒和砍刀的黑社會暴徒對參與太石村維權的知識份子和法律人士進行圍追堵截的恫嚇和群毆,連續製造出駭人聽聞的暴行：圍追堵截並圍毆大學教授艾曉明女士及律師；圍毆鳳凰衛視、《南華早報》、《法國國際廣播公司》和《衛報》的記者；最後，黑社會打手的肆無忌憚已經到了瘋狂程度，對人大代表照樣進行殘忍的圍毆，幫助太石村村民的湖北枝江市人大代表呂邦列先生被幾十人圍毆，曾經把呂先生打得昏死過去。人大代表具有法定豁免權，但在番禺官權雇佣的黑社會面前卻毫無權威。
更鮮明的對比在於：呂邦列先生之所以能夠當選湖北枝江市人大代表，就在於他在當地曾率領村民成功地進行了一系列維權活動，他最早開始的成功維權活動，恰恰是他在當地開展罷免村委會主任的自發維權，不但罷免獲得成功，他也在選舉中當選村委會主任，由此在當地贏得了廣泛的民意支持，靠選票成為枝江市人大代表。而當呂邦列先生來到廣東想為太石村的罷免活動提供經驗、貢獻智慧和激勵勇氣之時，遭遇的卻是番禺官權的層層圍堵和黑社會群毆！
由此可見，在全國各地方官權中，現在的廣東官權無異是最無法無天、也最暴虐的官權，以至於首開武警射殺徒手維權的村民的血腥方式。
其實，現行廣東官權對民間維權使用超常殘暴，不光是表現在對太石村維權和東洲維權的血腥鎮壓上，也表現在一系列轟動國內外的政治醜聞上。
無論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黃金時代，還是六四後鄧小平到廣東南巡發動第二次經濟改革的九十年代，由於毗鄰香港的地區優勢，廣東都被中共高層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區，一直引領全國的改革開放大潮。廣東不僅在經濟上先富了起來，且在政治上也屬於開明的省份，特別是廣東媒體的開明更受到國內外的讚譽。八十年代的《深圳青年報》和《蛇口通訊報》舉國知名，九十年代的南方報業集團下轄的《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南風窗》半月刊，以及新世紀創辦的21世紀報系，皆被譽為中國媒體界的改革先鋒。
廣東在全國的先富起來和政治開明，既得力於中共高層給予的優惠政策，更依賴於習仲勛和任仲夷等廣東主政者的異常開明，由此形成了廣東當局的開明傳統。其他主政廣東的吳南生、林若、葉選平、謝非，大都以維護這一開明傳統為己任。可以說，直到張德江主政廣東之前，出自廣東的轟動性事件大都是正面的，而很少出現轟動國內外的政治醜聞。即便在李長春主政廣東期間，雖然關閉了《21世紀環球報導》，也整肅過《南方週末》，但也並沒有製造出轟動國內外的重大政治醜聞。
然而，張德江於2002年11月23日出任廣東省委書記以來，一系列備受國內外矚目的醜聞接二連三。張德江上任不到半年，2003年的廣州春天就被兩大政治醜聞所污染，年輕大學生的孫志剛被活活打死在收容所裡，引發全國性的要求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呼聲，最終導致了這一惡法的廢除；隱瞞SARS疫情致使病毒擴展到全中國和全世界，招致國內外的同聲譴責，結果是當時的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做了替罪羊，而作為隱瞞SARS疫情的直接責任人廣東省最高官員的張德江，非但毫髮無損，反而在SARS危機過後變得更為倡狂。
以往，廣東高層一向有為保護本地區開明媒體而抵制中宣部問罪的美譽，但張德江對本地開明媒體的態度卻恰恰相反。由於孫志剛案和SARS危機都是《南方都市報》率先披露，必然有損於廣東高層的政治形象，惹得張德江惱羞成怒，遂對廣東開明媒體下了狠手，整肅的嚴厲遠遠超過以往的歷次打壓。
首先，張德江對《南方週末》和《南風窗》的管理層進行大換血，讓那些完全不懂媒體管理而只會整人的黨棍代替原主編，致使兩媒體的執行主編、副主編和多名資深記者先後辭職，也使曾經是中國最為開明且盈利頗豐的報紙《南方週末》一落千丈。
其次，關閉敢言的報紙，連續六年獲全國優秀報刊，多次獲全國新聞獎、全國法制好新聞、廣東省好新聞等獎項的《深圳法制報》，在發行量急遽攀升到20萬份的時候被突然關閉，表面的說法是報紙虧損，實際上是因為該報的近期傾向以大膽揭露陰暗面為主。
再次，張德江的最陰毒、也最凶狠的媒體整肅，是針對敢於揭露本地區醜聞的《南方都市報》的管理層，以經濟罪名來行政治清洗之實。於是，優秀新聞人程益中、俞華峰和李英民被誣陷下獄，製造轟動國內外的文字獄。只是在國內外輿論的廣泛聲援和三位前廣東省委書記的聯名譴責所形成的巨大道義壓力之下，程益中才得以無罪釋放，俞華峰和李英民才得以被大幅度改判。
以前，在礦難頻繁的中國，廣東很少發生惡性的重大礦難，但2005年7月14日和8月8日卻接連發生礦難，而且是不到一個月時間裏的兩次惡性礦難，導致139多名礦工死亡，引起國內外的關注和譴責。
以前，很少聽說廣東出現大規模的草根維權事件，但近兩年的廣東卻成為群體事件的多發地區。同時，其他地區的群體事件也會導致激烈的官民衝突，但其他地區的鎮壓遠不如廣東那樣殘酷。
僅就2005年而論，在引起國內外輿論關注的大型群體事件中，4月11日和7月15日浙江兩起，5月陝北一起（即持續三年的陝北私營油老闆維權案，在2005年5月遭到當地政府的強力鎮壓，代理律師朱久虎被逮捕），6月11日河北定州市一起，6月14日廣西南寧市一起，6月26日安徽池州一起，6月29日湖南衡山縣一起，7月－10月重慶一起，11月16日遼寧大連一起。然而，在廣東省卻連續發生多起大型群體事件，除了著名的「太石村事件」和「汕尾東洲血案」之外，還有深圳、佛山、中山和東莞等地的大型群體事件。
2月26日，深圳市發生逾千員工與幾百名防暴警察的警民衝突，衝突持續三個多小時，致使交通癱瘓，警方拘捕四名工人。
5月31日，佛山民眾因對強制拆遷的不滿而進行了持續三個月的維權，官權出動了四千多名軍警，包括了一些打手和地痞流氓，還出動了四十多輛推土機，二十多輛挖土機，致使和平維權演變為大規模警民衝突。
6月3日廣州郊區的西州福太紡織廠罷工抗議的三千工人遭到警察鎮壓，20人被監禁並有人受傷致死。
6月13日,中山市黃圃鎮大岑村上千村民，因不滿當地賣地所得款項下落不明，認為有官員貪污，連續多天堵路抗議。當局出動近千名武警和公安驅散村民，10多人被捕並有多名村民受傷。
6月14日，東莞塘廈鎮民眾因反對強制拆遷而爆發大規模警民流血衝突，傳聞有八名的士司機在衝突中死亡。
11月5日，深圳市發生逾千名基建工程兵及家屬上街示威事件，示威者包圍香蜜湖派出所並一度衝擊市政府，深圳警方抽調數百名公安、保安及防暴大隊到場，警員同示威者多次發生衝突。
在六四後此起彼伏的官民衝突中，汕尾東洲血案無疑官權製造的最惡劣、最嚴重的流血事件。在胡溫政權急遽左轉的政治高壓政策的縱容下，僅憑太石村事件和東洲血案，廣東已經由改革先鋒淪為全國首惡之區，張德江也淪為省級大員中的首惡諸侯。
在當下中國，為了維護自身私利，地方官權對草根維權的鎮壓，已經殘暴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為了維護政治穩定，中央對地方官權的胡作非為的默許，也已經到了寧願屢屢自打嘴巴的程度：中共高層信誓旦旦地推進農村的基層民主，但太石村村民依法行使民主權利的維權活動卻遭遇無法無天的鎮壓；胡溫政權每天高喊「親民」、「和諧」的口號，現實中發生卻是官權對民權的野蠻踐踏和官民衝突的愈演愈烈。
當下中國的社會公正危機之所以日顯加深，首要禍魁是制度使然，獨裁體制下的官權與民權的嚴重失衡，致使權貴階層對底層民眾的巧取豪奪愈演愈烈且越來越肆無忌憚，二者之間的衝突也就必然越發頻繁和強烈。其次是獨裁強權主導下的跛足改革使然，它讓普通百姓和整個社會付出了巨大的綜合代價，不僅是普遍腐敗、金融黑洞、公正奇缺、環境破壞和道德沉淪，而且持續增長的巨大債務正在透支著百姓的未來，這些代價的持續積累使民間怨恨日益加深。
在此意義上，製造東洲血案的直接罪魁，固然是以張德江為首的廣東官權，但這絕非單純的地方官權的自私、貪婪和殘暴使然，也是中共體制的縱容和中央政權的默許使然，是胡錦濤在政治上急遽左轉和高壓政策的必然結果。東洲血案再次證明：無論關注底層和社會公正的口號喊得多麼動聽，中共政權的執政理念和處理危機的方式仍然沒有根本改變，濫用權力和貪得無厭依舊，敵視民意和踐踏人權依舊，蔑視生命和野蠻嗜血依舊，黑箱操作和撒謊成性依舊，狂妄肆意和機會主義，不擇手段和狡猾陰險……這些惡政惡德已經滲透這個政權及其官員們的骨髓。正因為有了獨裁政權的制度性的保護和縱容，各級地方政府才敢於濫用權力和榨取百姓，廣東當局才敢射殺生命。比如，全國媒體在東洲血案上的統一沉默，顯然是中共高層的命令使然，而把血案真相封閉在黑箱之中，事實上構成對廣東官權濫施暴力的默許和縱容，也是對被射殺的冤魂的第二次謀殺，正如中共現政權仍然將六四血案封鎖在黑箱之中一樣。
在此情況下，面對從太石村到東洲的民間維權，廣東當局居然屢屢強行採用暴力鎮壓，動用從黑社會群毆到武警射殺的殘暴手段來對付合法的草根維權的做法，已經給各地官權提供一個非常惡劣的示範，如果全國各地的官權群起而效仿廣東當局，勢必在各地造成官民之間的更多更激烈的衝突和對抗，不要說實現社會公正與和諧社會，就是跛足改革所積累的深層危機也更加難以解決，甚至連危機的緩解也將變得不可能，久而久之，必將演變成社會的廣泛對立和總體危機。
以目前中共政權的內外政策而論，「胡溫新政」早已變成破碎的輿論泡沫，所以，大陸民間社會決不能指望中共官權的開恩，更不要指望中共內部出現蔣經國式的開明政治家，而只能寄希望於民間的權利覺醒和抗爭勇氣，寄希望於持之以恆的民間維權和國際自由社會的支持。
請記住血染的2005年12月6日，正如記住泣血的1989年6月4日！記住大小獨裁者們屠戮無辜生命的罪惡，就要用堅定的勇氣和行動來證明：中國人是有尊嚴有權利的人，而不是麵包和自由的乞丐；我們敢於抗議恐怖政治、揭穿獨裁謊言，維護民間尊嚴，爭取民間獨立，即通過民間自身的改變，逐漸擺脫依附性、分散性和犬儒化，以民間持續的努力來贏得國際主流社會的尊重和支持，來推動中國社會的和平的民主轉型。
2005年12月15日於北京家中（《爭鳴》2006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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