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鄰先生對北大的貢獻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北大同學卻實在很少見到他。因為北大既從不舉行紀念周，更沒有開學或畢業禮，他又不兼課，如果你再不是學生會的活躍份子，於是，有什麼機會見到他呢？不過，事實上也沒有見他的必要。他的汽車卻是大眾熟悉的，一部深藍色的轎 車，掛著七十八號的牌子(很巧，胡適之先生的車牌是八十七號。這是北大教職員中僅有的三位汽車階級中的兩位。)停在二院門口，於是大家知道校長來辦公了。
我首次見到他，卻並不在校內，他很瘦，但精神極好，面上充滿了秀氣，那副眼鏡和不高大的身材更顯出是位學者，但那雙鋒利的眼神，卻立刻使人覺到他並不僅是位普通的書生，鬢邊微灰的頭髮和一口藍青浙江官話記錄著他奮鬥的痕跡。說話聲音不大，但非常清楚，有條理。而且從一次偶然的機緣上，我知道他是非常細心的。二十四年夏，熊秉三先生和新夫人毛彥文女士在香山請客，有他也有我，他將一隻抽煙用的打火機叫我帶在身旁，再三囑咐我記得交給胡適之先生，結果到了山上，記起這回事的是他，不是我。
從19年起，這北大校長的職位即使說不比蔡先生時代或陳大齊先生時代更困難，但仍舊是不好當的。九一八事變，長城之戰，冀察問題，一連串的動盪，在這國防前線的文化城中，北大校長的一舉一動都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且向例，一切的學生運動，北大同學沒有不站在前面跳的，並且跳得複雜。
據說日本特務機關曾將孟鄰先生請了去，想挾他赴大連，被他義正詞嚴地拒絕了，二十四年冬，中央大學教授們打來的電報所稱：「危城講學，大節凜然」，雖被胡適之先生笑為悼文，現在回想卻確實能說出當時北平的正氣。孟鄰先生就是這正氣的代表者。
但是同時，同學們常常有難題給他作。那次南京召集全國大學生代表訓話，命令全國大學都要派代表去。北大應派三個，而學生大會卻偏議決了不派。學校沒法，只得指定了三個人參加。後來讓同學們知道了，將那充代表的行李書籍從東齋一起擲到馬路上，連愛人相片都撒了一地。並且繼續著罷課。於是孟鄰先生出佈告召集全體同學開會，在這會場上他沉痛地說：「我是中華民族國立大學的校長，我不能不服從國家的命令！這三位同學是我要他們去的，一切的責任當然我負。……」又說：「從前海上有一隻船遭難了。船主鎮靜地指揮著讓婦孺老弱們坐了救生船逃生，剩下的人和他自己無路可走，他卻命船上的樂隊奏著『近乎我主！ 』(Nearer My God to Thee)的讚美詩，隨著這船慢慢地沉下去。現在如果我們所乘的這隻船(中國)要沉了，那我們也應當如這位船主一樣，在盡了自己的責任以後，站在崗位上從容就義。馬上復課吧，先盡我們的責任！」
又有一次，全北平各校的學生抬了一口棺材來北大三院開會，這一次把他氣壞了，但從此學生運動也入了尾聲，真正的愛國青年將力量轉入了抗戰的實際行動。
《過去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