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談「愛國主義」談得最起勁的，除了中共政權的各級官員以外，就數身為「美籍華人」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先生了。每談到中國問題，楊振寧通常都會慷慨激昂乃至涕淚縱橫，在他的心目中，「祖國」的一切都是好的，包括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大屠殺都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他的「愛國」似乎是徹底的、絕對的。於是，有些國內的同胞被他感動了，有人或許認為：楊振寧老先生一定是個真心愛國的、打入美帝國主義心臟的同胞。
但我總是對楊先生的身份感到納悶：楊先生乃是「美籍華人」，是早已「歸化」的、「如假包換」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公民，他是莊嚴地對著美國憲法宣過誓的，他將永遠效忠於美國。按照楊博士入籍時候的誓言來推斷，假如中美之間發生戰爭，他應當為美國服務而不是為中國服務。當然，在國籍上選擇當中國人還是當美國人，這是楊先生自己的決定。他有權選擇成為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這是一個人天賦的權利和自由，這一點本未可厚非。但是，作為美國人的楊振寧，享受著美國豐裕富足的物質條件和民主自由的精神條件，卻來大談應當如何熱愛中國、服務中國共產黨，一旦有誰提及中國的負面問題便暴跳如雷，那就未免過於矯情了。國內有無數同胞承擔著歷史和現實的苦難，在為祖國的民主和富強而奮鬥，在沒有尊嚴的環境中爭取著一點點的尊嚴，他們用不著一個自以為是美國人來教導怎樣熱愛中國、忠於中共。他們已經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他們應當為之而感到驕傲，而不必聽從一個美國人指手劃腳。
楊振寧愛的是中共
與其說楊振寧愛中國，還不如說他愛中共－－因為中共政權恩賜給他國師般的地位，在寸土寸金的清華大學裡他擁有耗資千萬鉅款修建的超級豪華別墅，他還可以經常受到國家元首的接見。在中國，諾貝爾獎得主是稀罕的寶貝，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象徵。而在美國，一個諾貝爾獎得主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園裡，若干位諾貝爾獎得主也許就在人群中與你擦肩而過，他們平凡得像一片樹葉。在此意義上，與其說楊振寧先生愛中共，不如說他愛自己－－愛自己在中國所享受的奢華待遇。同樣也是身在海外的社會學家丁學良，在談起「愛國主義」的時候，比起楊振寧來卻要坦誠得多。丁學良在談到一大批海外華人所宣揚的「愛國主義」 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這些人的『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下面，其實有一種深層的、不易被人覺察的自私心理。他們只願意享受中國『國家強大、原子彈、國際地位』這些國際實力方面給他們這樣的中國人－－已經成為他國公民，定居西方，但仍被白種人看作中國人－－所能夠帶來的心理上的滿足，亦即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和面子。但是，他們本身卻絲毫不願意承受普通中國老百姓為支撐國家的實力所承受的可怕負擔和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尤其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是：每當普通的中國老百姓在可怕的負擔和代價的重壓下發出呻吟和微弱的抗議聲的時候，這些海外的愛國主義者還要大加指責。」
「愛國主義」大旗掩蓋的真實嘴臉這就是楊振寧之流的「偉大」的科學家和愛國主義者們的「高尚情操」。說到底，他們愛的還是自己的面子。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他們甚至可以睜著眼睛說瞎話 －－反正在「愛國主義」的大旗下，誰也看不清楚他們的廬山真面目。一旦祭起這把「翻天印」，便是師出有名，崇高無比了。「愛國」是不能被懷疑的－－這個字眼如此神聖，只有卑鄙無恥的、不愛國的人，才會懷疑別人的「愛國感情」。然而，我必須懷疑楊博士「愛國」和「愛人」的感情，有一個例子可以深刻地說明問題：楊振寧與蔣彥永醫生之間有著親戚關係和長久的友誼，當年他心臟動手術時，蔣彥永醫生專程到美國參與會診。然而，當蔣彥永醫生為六四事件發表公開信，並因此被秘密綁架而失去自由之後，楊振寧先生卻從來不曾公開對蔣彥永的命運發言。一個對自己的救命恩人也如此冷酷無情的傢伙，會是一個真心誠意的愛國者嗎？
外籍華人在中國的不同遭遇
在大洋彼岸談自己如何「愛國」和別人如何「不愛國」，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在楊振寧看來，批評中共政權的腐敗和暴虐，批評六四大屠殺，批評反右和文革以及大躍進造成的大飢荒，都是「不愛國」的言論。而「中國的面子」是他掙來的。在接受美國電視記者莫耶斯採訪的時候，莫氏問道：「一九五七年，當您獲得諾貝爾獎時，您是在這個國家－－美國。而那時中國已是共產黨執政。對第一個，也是惟一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華裔美國人，他們是怎樣看待的呢？」楊博士這樣談論自己當年獲獎的意義：「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晚期，在美國國會曾多次就是否對中國移民採取限制進行聽證。當時有一個所謂的學者提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證詞，他認為，中國人毫無疑問是低等人。他還給出了『科學的證據』，說他測量了不同人種大腦的大小，從而證明中國人肯定是低人一等的。在當時，那成為許多人認為中國人不能發展現代科學的證明，對此中國人很受觸動。因此我說，如果你想知道中國人對我和我的朋友李政道共獲諾貝爾獎的最大反應是什麼的話，我可以說，那就是一種無限的自豪。」楊博士忽視了對方提問中的「一九五七年」這個特殊的時間點，那是大陸反右運動開始的年份，數以百萬計的優秀知識份子失去了自由、尊嚴和生命。曾經是李政道的老師、有希望成為「中國的愛因斯坦」的物理學家束星北，也失去了起碼的研究條件，而被作為階級敵人殘酷迫害。這一切不在楊博士的視野和思考範疇之中，他卻對自己早已宣誓效忠的美國充滿了仇恨和敵意，他故意把兩個世紀前美國的種族歧視政策拿到當下來談論，混淆了時間概念。楊博士的理論是不能成立的，他獲獎只是他個人的事情，不是「中國」以及「中國人民」的光榮。如果我們再來看看高行健先生的例子，其結論則與之相反。與楊博士身份類似，身為法籍華人的高行健，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卻受到國內嚴厲的封殺和鋪天蓋地的謾罵，因為他的作品涉及到文革、六四等「敏感話題」。於是，高先生便成了那些中共御用文人眼中的「賣國賊」，他的所有作品在大陸都成為禁書。在我看來，正因為高行健比楊振寧更加真誠坦率地面對「中國問題」，所以他才會有與之截然不同的命運。作為高高在上的「愛國者」，楊博士顯然「過於聰明」了。
楊振寧的精神境界
正因為身處大洋彼岸，或者經常在兩邊自由走動，楊振寧更有了一種居高臨下、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感覺。正因為身處大洋彼岸，到中國時也都是在上層社會浮光掠影，中國的一切在他眼中就有了一種被隔離的「詩情畫意」。從一所骯髒破舊的老房子中他也能看出優雅的民俗風情來，而全然想不到居住其中的小百姓的艱辛和痛苦。北京那些生活在胡同裡的老百姓，要走幾百米的路才能上廁所，在寒冷冬天的深夜，這不會是一種幸福。而像楊博士這樣住在別墅洋房中使用名牌抽水馬桶的高等華人，當然不會體驗到這樣的不便，他們只會喋喋不休地說胡同象徵著東方文明，美得很。只要被中共待若上賓，那麼為中共說點好話還不是口吐蓮花之事？自覺不自覺，這些人便成了被「統戰」的對象，成了殺戮現場作為點綴的鮮花－－在海外，楊博士是最早為天安門慘案叫好的華人。在言論自由的美國，他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死難者家屬、天安門母親的哭泣他是聽不到的。即使聽到了，也假裝沒有聽到。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愛國賊」的「心路歷程」，他們從來都是秦始皇朝廷中的弄臣，哪裡會為孟姜女仗義執言？還是丁學良先生說得好：「對於已經不再過著普通的中國老百姓必須過的日子的某些海外華人來說，那些大造『萬里長城』 的中國統治者是值得稱讚的，因為這樣雄偉的工程使生活在外國人中間的華人很光彩。至於統治者在營造古今的『萬里長城』的時候令多少中國小民節衣縮食、家破人亡，『長城』腳下埋葬了多少無辜的白骨，他們就不怎麼計較了，因為死的不是他們家的人。可是，對於生活在中國百姓之中的有人道的知識份子來說，評價的標準首先應該是問一問：萬里長城是造出來了，孟姜女等的情況怎麼樣？」
這恰恰就是楊振寧與愛因斯坦、薩哈羅夫之間的差別－－這種人格和精神境界上的差別，比學術成就上的差別還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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