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誘因
中華民族是一個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張學良有過非常輝煌的日子，世襲富裕的東北，中原大戰後鎮坐北京，除擁有原東北四省外，還雄據華北四省。這八省的全部財政收入，由張學良支配。這樣光輝燦爛的日子，與失去地盤後「我張某人混到不值十萬塊錢了」的窩囊日子，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看來要過慣雄據一方生活的豪傑，轉變成安位司職的部屬，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經歷一個非常痛苦的「震盪期」，恰好張在這樣痛苦的「震盪期」中，曾在張手下做一個小小副官的盛世才，隻身去新疆發展，由於聯蘇得法，蘇曾二度出兵幫助盛打敗所有的政敵，一躍而成「新疆王」。正如毛澤東所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盛世才單槍匹馬，都能成為新疆王，我十幾萬軍隊的統帥，倘能得到蘇聯同樣支持，前途多遠大。「震盪期」中的張似乎憧憬到昔日的光輝，聯蘇將是重返雄據一方的天梯，飛回美好昔日的魔毯。此時張學良不僅聯蘇的熱心程度令人側目，請看中共留下的這段記錄：「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張學良派車將（中共）赴蘇求援的代表鄧發接至洛川，又恐從洛川乘汽車赴西安費時日，而派飛機將鄧接至西安（此時閻錫山尚無飛機），隨即雙方縱談良久，彼此稱快，（張不顧疲勞），當天親自駕機至蘭州，為鄧發辦好護照後，才接鄧去蘭州（還恐欠周詳），又親自打電話並寫信給盛世才。」（張連父輩老將馮玉祥等一級上將，在列名序列中位於他之前，都「傷痛其心，而忿怒不已」，今卻如此禮待按中共彭德懷自己估計僅能與中央軍二個團作戰的微小力量中的一名中、下級幹部鄧發。）其恭誠絲毫也不遜於古代迷信帝王對待手托仙丹的方士。其心態尤令人驚心！請看中共的這段記錄：「張在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期間，發現國民黨上層聯蘇呼聲高，甚至蔣也明確向張表示決心聯俄，這使張心急如焚，剛從南京回來，立即接見潘漢年，要潘立即通知（中共）中央決心提早發動西北聯合，率先聯俄……」這段文字不能不使我們聯想起驚險小說和電影中的情景，閃過在藏寶洞中發現大量寶藏後，同夥間展開的那種刀光劍影的畫面，極不祥的預示著某種驚心動魄的事件將會發生。
二，「西北大聯合」的魅力
中國軍閥的共同特徵是擁兵自重，像「剿共」這類與全國共同敵人作戰的事，他們是不干的，因受益者首先是南京中央，其次是鄰近的「土皇帝」，「不為他人作嫁衣裳」是大大小小軍閥的口頭禪。中共的策略是「利用矛盾，各個擊破」。乘機挑撥「蔣借剿共消滅異已」，這是中共在處於劣勢時，能與幾乎所有地方軍舉行類似「洛川」、「延安」會談及簽定相應協定的原因，如高桂滋早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就與中共簽定《抗日討賣國賊協定》。假若只停留在「洛川」、「延安」會談的表面文字階段，並沒有誘發「西安事變」的功能。像高甚至閻錫山都與中共有過類似的會談，但他們並未因此而萌生發動某種形式西安事變的念頭就是證明。因而過度相信並引用「洛川」、「延安」會談所形成協定的表面文字，顯然會被誤導。應當承認張的「洛川」、「延安」會談，除有著與其他軍閥的共性外，還有其特性。這是因為張急於聯蘇，且曾嘗試自己派人與蘇聯繫，均毫無結果，張乘與中人接觸時，採尋聯蘇之道，張的動機很快被毛澤東掌握，毛順勢誘導，立即專門致電李克農，要他向張暗示，「中共有辦法從蘇聯那裡幫張解決經費與裝備問題，紅軍幫助張把蔣系勢力從遼闊的西北陝、甘、青、寧、新五省清除出去，並與蘇聯結成聯盟。」「假若南京政府膽敢進攻，蘇聯紅軍將會像在新疆二次出兵幫助盛世才擊敗所有對手那樣擊敗蔣。」「從而立於不敗之地」，「這是最重要的事」。這個穩固的「西北大聯合」的政府首腦是張學良，軍隊統帥也是張學良。且已預先給張加冕「聯軍總司令部的組織大計，均須與張總司令早日見面。」中共的宣傳鼓動家們一再向張解釋，蘇聯將會真心援助「西北大聯合」，經濟與軍事援助將會源源而至並幫助張在平涼建軍工廠，使張的政府強大到正如毛所說：「那時跟我們的還多著哩！」
本來張授意他的親信，起草了一個類似林彪子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那樣的計畫，稱為《活路》，張在他的《活路》中，明確他的奮鬥目標，另起爐灶，建立屬於他自己的「小家庭」。現在毛與中共的宣傳鼓動家們給張描繪了更動人的美景。使張更堅定的密謀建立屬於他自己的美妙「小家庭」了。就這樣中共很快的接張入夥了。
毛誘張入夥後，立即挾張自重，誘另一張就範。張國燾自持人多槍多，本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另立中央，並下令毛的中央改為西北局，服從他。毛誘張學良入夥後，立即借東北軍做資本電張國燾：「與東北軍密切合作建立西北國防政府，與蘇蒙訂立互助條約。」「國際三、四次派人來找我們，希望我們西北成立大局面。」張國燾在西北大聯合的誘惑下，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撤銷自立的中央，臣服於毛。
「西北大聯合」更使張身邊的激進份子飄飄然然，膨脹到自以為是歷史的創造者的程度。他們從不認為他們發動的西安事變是「兵諫」，而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國十月革命」。在中共按斯大林的指示，派中共高級幹部秦邦憲勸說他們轉調時，就針對性的指出：「西安事變不是十月革命……」。從另一面證明這點。另他們早在擬訂《活路》計畫時，就把他們的義舉選在十一月，即俄歷十月，到了俄歷十月，他們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們言辭衝動，逼得張不得不下決心於十一月十二日夜宣布政策。但張比他們更現實，在俄援未落實前，張是不願冒如此大風險的，因而苦苦規勸他們目前切勿公開與中央挑戰。可見這批激進份子是多看重俄歷十月這個具有標誌意義的日子。
在張身邊的中共代表向中共中央匯報時，一再強調，「放棄西北發動，紅軍與東北軍的公開合作就失去一切可能性。」也從另一面證實，西安事變的起因是「西北大聯合」，而不是「抗日」、「政見之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