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在《財富》全球論壇上指出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可能會成為「世界垃圾廠」，這一點並不希奇，希奇之處在於他在這一特殊的場合公開指出，中國的環境問題不是專業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並指出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源，是整個社會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扭曲發展觀──在反思發展觀方面，官方承認錯失比學界指出發展觀的扭曲晚了十餘年！
每天都在增加的中國「生態難民」
遲到十餘年意味著中國錯過了保護生態環境的最佳時期。因為就在這十多年當中，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生態災難不斷見諸於媒體──這一點倒無需指責中國的媒體未盡責，因為環保問題在中國是個政治風險較低的話題，眾多媒體一直不吝篇幅予以報導，每年的「世界環境日」，許多大報紙都要推出專版討論環保。但這種呼號與中國各級政府的開發慾望及開發「能力」相比，實在太微弱了。比如內蒙古與青海省的牧區，在改革發放之初，因過度養放牲畜而致富者比比皆是。國家統計局頒布的數據表明，上世紀八十年代，地處三江源中心地區的瑪多、治多和曲麻萊等縣，草原載畜量都高達百萬頭，人均收入居全國前列。然而，由於生態惡化，這個昔日的全國首富地，越來越多逐水草而居的高原牧民開始淪為「生態難民」。而惡化的原因也不複雜，幾乎每個牧民都能隨口道出：草原過度超載，「吃了子孫飯」。而三江源地區是中國與亞洲幾大江河的發源地，長江、黃河、瀾滄江的源頭均在此，水資源一直是這一地區最重要的自然資源。這一地區的生態持續惡化，不僅遺禍當地，長江、黃河流域的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受到不可估量的影響。
在自然資源條件比較好的地區，近年也發生許多緣於生態災難的社會反抗。譬如去年發生的四川漢源事件，就是緣於修水庫強迫當地居民搬遷。但十萬人的悲壯反抗似乎並沒有阻礙大壩的建設，一旦反抗被強壓下去，修建水庫又被提上日程。而且在全中國，許多其它的大壩還在擬建中，政府官員們只看到公共工程帶來的斂財機會，根本不管百姓死活。最近發生的浙江東陽畫水河兩岸村民大規模反抗事件，直接緣於當地嚴重的工業污染。幾乎從這些工廠建立之日起，當地百姓就以各種形式表達反對意見，但卻一直未能阻止當地政府旨在斂錢的「開發」。
中國的生態污染絕不止上述幾個事例，只要閱讀國家環保總局每年的年度報告，對中國的生態污染現狀就會產生觸目驚心之感。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要佔到當年GDP的8%；中科院測算，環境污染使中國發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佔到GDP的15%。
兩個月前，潘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轉述專家的話：由於廣大西部和生態脆弱地區難於承載現有人口，全國22個省市需要遷出1.86億人，而能夠接納人口的廣東、北京、天津、上海、遼寧、浙江、福建、黑龍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納3,000萬人。屆時全國將有1.5億人口淪為生態難民。
其實，人們不需要從中國國家環保局的報告中瞭解中國的生態狀況，因為中國的生態惡化已經是任何人都能清楚感知的現實問題。
沙漠化吞噬北方
2004年，亞洲第一大沙漠水庫－－甘肅紅崖山水庫終於完全枯竭，賴此水生存的「沙海之舟」、巴丹吉林和騰格裡沙漠的天然屏障－－民勤綠洲陷入死亡邊緣。近二十多年來，民勤數千畝良田變為荒漠，數十個村落淪為廢墟，十來萬生態難民被迫背井離鄉。再樂觀的人也能知道：民勤綠洲將在十幾年內消失，成為第二個羅布泊。而民勤綠洲的消失，將使中國北方巴丹吉林、騰格裡、庫姆塔格這三大沙漠連成一片，並將繼續吞噬更多的土地。
沙漠化的劫難還威脅著世界文化遺產──甘肅敦煌。2005年5月27日的《紐約時報》發表記者楊德利（Jim Yardley）的長篇文章「沉入戈壁灘的月牙泉」，講述了月牙泉行將枯竭的命運。
在甘肅敦煌鳴沙山群峰環繞的一塊綠色盆地中，有一泓碧水形如彎月，這就是月牙泉。月牙泉位於鳴沙山北麓，東西長300餘米，南北寬50餘米，水深約5米，泉形酷似一彎新月，故得名「月牙泉」。月牙泉被鳴沙山四面環抱，但並不為流沙所掩，始終碧波蕩漾，清澈見底，久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神奇之處就是流沙永遠填埋不住清泉。中國曾將月牙泉列為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稱之為「天下沙漠第一泉」。但過去30年來，月牙泉水位持續下降，從70年代月牙泉就開始逐漸縮小面積，現在它的面積是以前的三分之一。《紐約時報》文章引用環境學家的話稱，這是個嚴重的生態危機。
當地的農民對《紐約時報》記者楊德利說， 「以前這裡的水源很豐富，政府鼓勵人民從事農業，那時根本沒有乾旱的情況。」現在地方政府已經出臺了新的法案叫作「三禁」，禁止開發新的農田，禁止新移民，禁止挖掘新井。有人建議從西藏調水來敦煌，但這似乎是個過於遙遠而且不切實際的夢。
當地人已經開始擔憂月牙泉的消失，但短期行動卻又是如此急功近利。2004年，參觀莫高窟的票賣掉43萬張。而更多的人將遊覽目的地直接鎖定月牙泉。而當地的人口也一直持續增長，給環境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上面列舉的只是中國土地迅速沙漠化的兩個例子而已。對中國沙漠化現狀，這裡只舉兩個數字就可充分說明問題：全國沙化土地面積約為174.3萬平方公里，超過全國耕地面積的總和；沙化的年擴展面積為3,436平方公里。50年前中國新疆、甘肅、內蒙古等地治理沙漠化植的樹、種的草因為無水澆灌，如今大部分已經死亡，破毀了土壤層，反而加速了生態惡化。就連號稱「沙漠不倒翁」的胡楊樹，如今也大批死去。所有的一切，在沙的裹挾下都不堪一擊。
現在再回想起2000年中國政府號召「西北大開發」時的那番虛熱鬧，明智的中國人都會認為那是愚蠢之舉。但筆者那時寫的「西部大開發的環境憂思」，被不少人認為是杞人憂天之談。
長江水系將步黃河的後塵
1986年暑假期間，筆者曾從重慶乘船漫遊三峽，那次有幸遇到長江航道局的總工程師榮先生一行。憑欄遠望濁浪滔滔的長江，榮先生向我介紹了不少關於長江水系的生態情況。在他所說的許多話中，讓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長江極有可能成為第二條黃河。」將近20年過去，每當長江有事，我就不由得想起他這句話來。
此後三峽工程的上馬讓我感到長江正在步黃河的後塵。三峽移民們移居他鄉的痛苦倒不是我關心的主要點，因為歷史的長河川流不息，人的痛苦最後都會被時間磨洗殆盡，只有山川永在，經過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多年的折騰，中國人的物質慾望被最大限度地釋放，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迅速荒漠化的破碎山河卻將使後人永遠詛咒我們這一代人的不負責任與無良。
三峽工程是在一片反對聲中上馬的。有人說這是水利工程部的部門利益驅動的結果，但我想僅僅只有一個部門的利益驅動還是無法推動這個世世代代將受到詛咒的工程上馬，改革以來的所有事實都說明：每一項公共工程就是一架生產賄賂的巨大機器，只要開動了這架機器，能夠擁擠到這架機器旁邊的人都能利益分沾。整個三峽工程開工至今，雖然只有少部分貪污移民款與工程款的官員劣跡被曝光，但我相信，有可能每一個工程都將使幾個官員及其合作者「先富起來」。
儘管中國政府嚴格禁止任何有關三峽工程的負面報導見之於媒體，但還是有一篇「十年十個沒想到，三峽工程陷入困境」的文章流傳於網路上。這「十個沒想到」依次為：1、沒想到三峽三壩會出現這麼大的裂縫；2、沒想到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沒那麼大；3、沒想到移民還不得不外遷；4、沒想到移民經費越來越不夠用； 5、沒想到移民工作如此之難；6、沒想到三峽庫區的污染愈來愈嚴重；7、沒想到清庫的工作如此艱鉅；8、沒想到文物寶貝越挖越多；9、沒想到地質災害接連不斷；10、沒想到礙航斷航的時間這麼長。
這「十個沒想到」中有三個直接關係到長江水系的生態安全。僅就地質災害一項來說，據新華社2002年1月18日消息，1982年以來，在三峽庫區發生的重大地質災害就有40多起，至消息發布時為止，仍有1,500處崩塌、滑坡體。在這些崩滑體中，有957處位於2003年三峽工程初期蓄水的135米水位線以下。而三峽工程造成的污染與長江沿岸的工業污染及生活污染一道，使長江水系的污染空前嚴重。權威統計稱，2003年，長江流域的工業廢水和城市污水年排放量已高達250多億噸，其中90%未經處理直接排入長江。結果是長江水的自潔、自調功能的逐漸喪失，長江珍稀動物的滅絕和沿江居民飲用水的惡化。有專家進一步論證，說在污染嚴重的沿江城鄉里癌症肆虐。
去年中國舉辦了「保護長江萬里行」活動，眾多專家在考察後指出：長江水系已陷入深度危機，若不及時拯救，10年之內，長江水系生態將瀕臨崩潰。
中國人尊稱黃河、長江為「母親河」，但黃河已被兒孫擠干榨干，長江也危在旦夕。這種自絕生路的「開發」，將使我們這代人無顏以對後世！
亡羊補牢恨太晚
潘岳描繪的圖景並非他獨具慧眼發現，因為從90年代中期開始，國家環保總局就一直在報告中國生態惡化之現狀：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人口增加了一倍，生存空間卻減少了一半。耕地的人均佔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淡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草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45種主要礦產的現有儲量，再過5年將只剩下24種，15年後將只剩下6種。按世界人均佔有淡水量測算，中國只能養活3.2億人；按世界人均可耕地數測算，中國只能養活2.6億人；按世界人均佔有林地測算，中國只能養活1.7億人。1／3的國土被酸雨侵蝕，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類水質佔41％，沿海赤潮的年發生次數比20年前增加了3 倍，1／4人口飲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不足20％，工業危險廢物處置率僅為32％，全球污染最嚴重的 10個城市中，中國佔5個……
中國人文化素質偏低，至今還只有部分人具有環保觀念，許多地方為政者至今都還認為「先發展，後環保」這一觀點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等到潘岳最近指出「我們那一點點經濟成果根本無法抵擋可能提前到來的生態、社會和政治交織在一起的危機」時，中國的生態環境已經慘不忍睹！
而造成地方政府不惜以生態環境為代價而追求經濟發展的原因，除了發展觀念錯誤之外，就是中國官員政績的考核體制。國家環保總局雖然於去年提出要建立綠色GDP考核體系，將環境污染與生態惡化造成的經濟損失加以貨幣化，引入考核體制，以督促政府和企業決策者從根本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因牽涉到官場遊戲規則的改變，還有許多技術難點與觀念難點，至今還只是個停留在紙面上的計畫。
中國共產黨政府對待生態環境的態度，只有元朝的蒙古統治者可與之相比，那時的蒙古統治者將江南良田改造為牧場，引起江南失地農民的堅韌反抗。而今天的共產黨政府挾現代科技之力，對生態環境的「改造能力」（其實就是破壞能力）卻非元蒙統治者能比。譬如三峽工程與南水北調工程這類殆害子孫的工程，無論如何是元蒙統治者做不到的。從這點來看，中國的生態問題確實是個政治問題，必需求助於政治手段解決。但除了制度性原因之外，還需要政府拿出灌輸黨文化意識形態那種熱情，在公眾當中普及環保觀念。有人將環保這個應該由全民族成員共同承擔的任務，寄望於潘岳等少數「補天派」的呼籲，讓我看到了其中的可悲憫之處：中國人永遠在期待各種各樣的救世主來拯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