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可是採訪手記還得寫。我已經到了這樣一個年齡，除了做自己喜歡的事之外，還要做應該做的事。
一、一個記者的判斷
6月13日下午5時左右我們到達沙蘭鎮外的救援指揮部，到牡丹江市委宣傳部部長唐、曹處登記，獲得「採訪資格」。當日在鎮上採訪至晚10點左右，回寧安市。14日早8點30出發，在寧安市殯儀館和沙蘭鎮不間斷採訪，至晚11時回牡丹江。此前在11日下午及晚上，還有10個小時左右用於收集當地氣象、水文和其它資料。
這一工作量，在當時條件下也算不少，因此我相信自己獲得的信息的數量。另外我也相信這些信息的質量，因為我相信眼睛，多過相信耳朵。
主觀判斷不能寫入新聞，但是可以在這裡說出：
A、 我不認為當日的沙蘭鎮有什麼山洪和泥石流。
新浪的新聞專題裡有一家媒體製作的現場示意圖，顯示兩股山洪從山上下來，這是錯的。村民們說得很清楚，我也看得很清楚，來水只有一個方向，就是沙蘭河。我們的出租車在6月14日打了680多塊錢，除了在往來的公路上花了大約300多塊錢之外，就是在沙蘭鎮轉來轉去，沒看到任何其它方向來水的跡象。一個必須注意的客觀事實是，山很遠。常識是，水往低處流。哪裡最低？河流和湖泊所在地最低。如果距離夠遠的話，山上下來的洪水一定會先匯入河流。
百度一下「泥石流」，第一條的解釋是：泥石流是介於流水與滑坡之間的一種地質作用，典型的泥石流由懸浮著粗大固體碎屑物並富含粉砂及粘土的粘稠泥漿組成。
注意上面的「並」字，固體和泥沙都是必要條件。其實這是常識。黃河水一碗水半碗沙，可是黃河不能叫泥石流。
到現場採訪的記者有幾百人，有誰見過上述符合定義的物質，可以指正我。如果當地官員繼續說這是泥石流災害，請拿幾塊石頭出來，航拍一張照片，讓大家看看山洪和泥石流衝擊沙蘭鎮的軌跡。
14日，我們兩次試圖去上游的王家村、和勝村以及和勝水庫，但是道路阻斷，至當晚仍不能通行，因此無法判斷上游幾個村的情況。我只能說，在上游，山洪和泥石流也許有，也許沒有。可是我們必須弄清楚一點，對於沙蘭鎮本地來說，人們遭遇的東西簡單明瞭，就是河水出槽。
對於地方官員來說，山洪、泥石流和河水出槽，責任大小不同，這也是常識。
B、 規模與死亡人數嚴重不成比例。
洪水至沙蘭鎮，即水到中心橋，約在2點15分。按受訪孩子所述時間平均計算，從水進教室，到漲至2米多高程即最高水位，大約用了10分鐘。另外，中間還有水漫中心橋、出槽、順路流至操場以及沖跨學校圍牆的時間，無人見證，我模糊計為5分鐘。也就是說，最高水位出現在2點30分。
3點多一點兒，趙南日等家長已經可以衝進校園，當時水位是至胸，不超過1米2。也就是說，洪水在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退卻了將近一半。
這是什麼樣的洪水？沒錯，它可以殺人，甚至再小一些也可以殺人，但是不能迴避的客觀事實是，它的規模絕對不大。如果河道設施合理一點，既便洪水不能完全疏導，又如何能在短時間內殺死100多個孩子？
C、 河道設施不合理，學校成為蓄水池
由於當時無法到達上游的幾個村，因此我們無法判斷上游的河道設施是否有攔水、蓄水情況，不過沙蘭鎮的情況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報導中已經寫到，中心小學附近的中心橋的橋面距水面有10米左右，而下游的這處矮橋橋面與水面的距離不超過5米。這座已被村民們稱為「憋水橋」的矮橋受損嚴重，鐵欄杆已經被徹底沖跨，顯然承受過巨大的衝擊。相比之下，學校附近的中心橋則毫髮無損。正是下游的這座矮橋，起到了攔水壩的作用，使學校成為蓄水池
在報導中我寫道，這是村民的判斷。這是事實。在這裡我可以說，這同時也是一個記者的判斷。
D、 我懷疑「200一遇的強降雨」的說法。
這一點我沒有證據。同事徐彬在北京做了全天努力，聯絡氣象專家，綜合解析黑龍江省水文局局長董淑華的說法，以及我們查到的與之似有矛盾的中央氣象臺氣象報告。專家們出言謹慎，分析無結果。
這種懷疑只是建立在對極小概率事件的不相信的基礎之上。
當日當地的天氣要形成董淑華局長所講的狀況，要同時滿足3個條件：
1、恰好發生了200一遇的強降雨；
2、恰好是罕見的局地強降雨，範圍之小，躲過了由全國至少2600個的觀測站組成的氣象觀測網，導致黑龍江省和中央氣象臺事前沒有預報，事後沒有記錄。
3、恰好導致了100多人死亡，沒出事兒的時候好像從來不會多少年一遇。
其他蹊蹺之處，在同事在北京採寫的稿件中已經敘述。
E、 死亡人數成疑。
我們和上海電視臺的女記者闖進了寧安市殯儀館的幾間停屍間，查到24個孩子和4個成人，記錄了他們的名字。每個金屬冰櫃放兩個孩子，一顛一倒。
更多的冰櫃放在殯儀館的車庫裡，進不去，我們在窗外查數，視線裡重疊的很多，查不清楚。
遇難者家屬代表突然變卦，不再提供遇難者名單。
因此我還是沒有證據。
我之所以懷疑，是因為沙蘭鎮上的每個人都在說數字是假的，而且情緒強烈。還因為當地政府在災難發生後頭兩天裡公布數字時的表現。
每個人都看得出他們曾經試圖隱瞞，這一點不用多說。作為以集納有效信息為任務的記者，我必須判斷他們的信用等級。
綜上所述，對比官方說法，我認為沙蘭鎮災難出現之前的核心事實是當地下層官員的疏忽冷漠，事後的核心事實則是當地官方整體上的謊言矇蔽。
二、沒有寫入報導的信息
為了通過規避報社的風險，報導已經克制，沒有寫到的信息還有：
1、村民們說，寧安市委副書記李新平在6月11日上午9時被憤怒的村民追打，事情起因的兩個版本分別是，A、李新平當著村民的面，用手機向牡丹市領導匯報工作，說到「沒多大的事兒。」B、李新平受到村民責難，竟然說出「不就死幾個人嗎，多大的事兒啊？」
有超過30個村民說確有此事，有1個村民表示自己親眼所見。強調一點，出於現實的繼續採訪的考慮，我們沒有向當地有關部分及李新平本人求證此事。
2、一個當地官員告訴一個遇難者家屬代表：「給你們20萬你們要鬧，給你們15萬你們還是鬧，那不如給你們15萬。」善後處理小組對代表進行威逼利誘，幾個代表被村民們指責為叛徒。就是在這天，6月14日，遇難者家屬代表王、李答應向我們提供死難學生的完全名單，後突然變卦並躲避。
3、村民們向災害專案組反映了鎮上官員的貪污行為，其中主要是當初建學校的公款被侵吞。專案組的一個工作人員含糊地告訴我，「現在專案組主要在查一些比較深入的事兒，比沒人接電話要深入。」我認為這與村民們反映的情況相關。
4、11日夜，部分遇難者家屬在寧安市街道上阻攔汽車通行，以示抗議。
三、沙蘭鎮所見
洪水過後的沙蘭鎮，跟我們去過的一些災難現場一樣，痛苦和憤怒過後，人們的精神一片茫然。
對於中國農村來說，孩子往往是家庭存在的唯一理由，失去孩子，家庭在實質上就不復存在。現實一點兒說，人們期待老有所養，孩子沒了怎麼辦？有些村民是中老年得子，再生已無可能，15萬賠償款夠不夠活下半輩子也是個問題。更常見的情景是，人們在最初幾天的悲痛欲決之後，很快就轉入到下一個試圖尋仇的階段，可是也只是說說而已，仇恨往往只能用來折磨自己。
到14日，失去孩子的父母仍舊悲傷不已，可是圍繞在他們身邊的親屬們已經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到金錢利益上面，工心計算，溢於言表。這是災難過後的典型場景，太熟悉了。我們生活在處處模仿現代西方的城市裡，可是村民們的親戚還是巴爾扎克時代的親戚。一個死去孩子的叔叔先讓我們幫他謀劃如何向政府要更多的錢，接著說要幫我們一個大忙，蹭了一段兒車，然後就消失了。
我決不想詆毀任何人。我只是記錄，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倫理親情，我們生活其間的現實生態。
當然，更多的是純粹的痛苦，報導中已有記述。
四、我們的經歷
到處都是警察。13日晚和14日全天，我們被查了6次。14日晚11點，經過非常詳細的檢查，我們通過了最後一個檢查點，駛往牡丹江。15分鐘後，被一輛追來的警車勒令停車，已經被仔細查過的司機被要求再次接受檢查，並被帶離我們的車。我懷疑警察是要向司機詢問我們都採訪了什麼，馬上跟了過去，警察把 15分鐘前檢查過的程序一模一樣重複了一遍之後，只好再次放行。警察說，他們這麼做是為了防止救災物資外流，可是他們連後備箱都沒查。警車隨即掉頭回駛，顯然是專程來追我們的。
我要是不說我喜歡那個領頭兒的警察，就有點兒不近人情了。我們言談甚歡，兩車交錯時他們鳴笛以示友好。我們在車裡哈哈大笑。
又一次笑早了。6月15日晚，禁令到。
6月16日下午，在牡丹江機場接到在沙蘭鎮認識的一位《中國經營報》記者的電話，說他在哈爾濱買不到當天出版的南方週末，報攤上的人告訴他，當地有人說，這幾天不許賣南方週末。
又一隻雙層安全套。
就在剛才，接到一個電話，很熱情，「我是沙蘭這邊兒的宣傳組的，姓楊」，他說他們歡迎我們再去沙蘭鎮。
一次又一次，我們寫了稿子，留在自己的電腦裡，留在公共信箱裡。那麼多事情，過去就算了。這一次我覺得可以靈活一點，不妨從採寫技術的角度，做一點兒業務思考，跟同行交流。
業務交流，均勿誤會。
在沙蘭鎮，我和同事無數次被村民們嘲諷：「光採訪有什麼用，採訪完了不播，你們都不說真話！」當時我們曾經答應他們，盡量說真話。我們說，我們跟什麼什麼不一樣，我們會盡力的。因此我現在寫出這些。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己一個人在做這件事。當時在那裡採訪的記者有幾百人，如果有一天再去沙蘭鎮，希望我們都能問心無愧。
羅伯特.潘.沃倫有句詩說：上帝愛世界，因它之所是。昨天我不愛這個世界，而今天我能愛這個世界一刻，區別僅僅在於自己是否努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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