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多年前的中國抗日戰爭中，上海也有一位辛德勒式的人物。法國神父饒家駒在上海南市區倡導建立了南市難民區，前後收容了近20萬名戰爭難民。前不久，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吳健熙向本報獨家披露了這段已鮮為人知的歷史。
租界內外兩個世界
走在如今的人民路上，天是藍的，街道是整潔的。而時空逆轉到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爭時期，當時法租界和華界交界處的民國路(今人民路)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抬頭望到的是被戰爭黑煙染成墨色的雲，將法租界與華界隔開的鐵柵門南面一側，聚集著大量難民，鐵柵門一打開，他們就如潮水般湧進租界避難。
日本侵略軍向上海閘北、虹口、楊樹浦大舉進犯，造成上海及鄰近地區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據當時《立報》估算，在上海的難民不下130萬。為避戰火，逃進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難民最多時達70萬，租界內人滿為患。租界當局恐難民滋事，也懼日軍趁機進入租界尋釁，用鐵柵門阻止難民湧入，於是大批難民露宿街頭，集結在最靠近法租界的南市民國路，缺衣少食，處境悲慘。成年人每日凍餓死者逾百人，兒童每日死亡約200人。
1938年出版，記錄上海淞滬抗戰始末的《劫後的上海》這樣描寫當時租界內外兩個世界：「一線之隔，一邊是天堂，一邊是地獄。地獄裡面的人飢寒交迫，天天幻想著天堂。」鐵柵門外的難民擠在一起，黑壓壓一片，一邊擔心頭頂飛機的轟炸，一邊央求把門的巡捕，「天空中出現一架飛機，就會引起很大的騷動和紛亂，後面的人盡力往前湧，男的哭，女的叫，夾雜著被擠倒在地上的孩子的被踐踏的慘叫聲。」
「獨臂神父」建難民區
在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辦公室裡，吳健熙拿出一本書，指著上面一幅肖像說：「就在大批難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時，這位『獨臂神父』倡導建立了南市難民區。」
吳健熙所指的「獨臂神父」就是當年58歲的法國天主教神父饒家駒，人稱饒神父，曾擔任華洋義賑會會長、國際救濟基金委員會委員、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副主席。
饒家駒1914年到中國，23年裡一直致力於中國的慈善救濟事業。「一．二八」淞滬抗戰時，他冒險出入戰區，救護傷兵、難民，在閘北被飛彈擊傷，被鋸去右臂，從此成了「獨臂神父」。
到1937年11月初，原先住在南市的居民，十之八九已避入租界，不少房屋空關，加上公共場所甚多，都可作為收容難民之用。城隍廟、沉香閣、老天主堂等，如全部開放可以容納難民10萬人以上。於是由饒家駒發起，開始籌建南市難民區。
最終劃定安全區域
饒家駒向當時的上海市長俞鴻鈞建議，在南市劃一區域接納難民。同時，他又向日方提出，對難民區勿施攻擊。經過饒家駒的斡旋，終於得到中、日及租界三方當局同意，南市難民區於11月9日正式成立，其位置為南市舊城廂北部，佔舊城廂三分之一面積，南以方浜路為界，東西北三面都以民國路為界，東端為小東門，西端為方浜橋。區內治安由中國派出警察200名，攜帶手槍、木棍維護秩序和安全。
南市難民區設監察委員會，饒家駒任主席，總管區內諸事。為便於管理，難民區分9個分區，每區設區長1人，下設總務、文書、訓導、給養、庶務、衛生、清潔、登記、調查、醫務各組。1937年底以後，難民區監察委員會名義上仍受上海國際紅十字會領導，實際上已受制於偽大道市政府「南市自治委員會」。
倒撐雨傘接下饅頭
「東洋兵要想到上海，幾十隻兵艦開到黃浦灘。『八．一三』東洋兵衝進閘北來，殺我伲老百姓、炸我伲火車站。我伲老百姓大家要拚命，不管老不管少要打退東洋兵……」今天，已經80歲高齡的李阿連唱起這首童謠時，依然握緊了拳頭。
這首童謠是李阿連小時候在南市難民區生活時學會的。
1937 年李阿連12歲，當時母親已在戰爭中病逝，李阿連和兩個弟弟跟著父親住在南市區侯家路123號益和堂藥店樓上。「我親眼看到過日本兵在難民區外將刺刀扎進一個穿長衫的男子胸口，那一幕現在還記得……我們原來就住在南市區，在難民區裡，我們和從別處湧來的難民一樣靠救濟生活。」
李阿連清晰地記得，他時常領著兩個弟弟到民國路撿饅頭大餅吃。「民國路一邊是難民區，一邊是法租界，靠北街法租界的二層樓上，住著幾百戶中國普通老百姓，他們每天都做好饅頭大餅，從鐵柵欄那邊扔向難民區內，很多很多難民都到這裡來找吃的！」李阿連那時就感慨「中國人就是幫中國人」，對「如同雨一樣落下來」的饅頭、大餅充滿感激。有一次他看到一個男子將一把雨傘打開，傘尖朝下，不一會兒雨傘裡就接到了很多饅頭。小時候的這一幕讓李阿連覺得「又滑稽又溫暖」。
各方相助捐錢捐物
「在我的記憶中，如果沒飯吃或者餓了，有4個地方可以找到吃的。」在年少的李阿連看來，當時南市區的居民和難民的生活還是可以的，起碼不會餓死。
據李阿連回憶，當時國際救濟委員會在城隍廟大殿給居民和難民分發大米，開始時每人一天能領到6兩米(舊制16兩為1斤)；上海市興聖街毛絨業同仁救濟會在積善寺發饅頭，一週發一次，每人每次能領2只饅頭；在豫園九曲橋上，也有社會團體發饅頭，難民們就沿著九曲橋排隊；而在老西門關帝廟，每天早上有一個社會團體分發小麥和大米熬成的粥。
「難民區得到了社會各界和國外組織的實物、錢款捐助。」吳健熙告訴記者，當時上海不少機關、團體承諾供應給養一週或一旬；上海伶界曾發起義演，集款資助難民；區外難民也有節食捐獻者，如「三一三難民販賣團」絕食一天，節資6元，購大餅600餘只送難民區；財政部長孔祥熙曾撥款5萬元給饒家駒，並說明其中4萬元專用於南市難民區；法租界為救濟難民發行慈善獎券，每期所得十分之九撥南市難民區；美國紅十字會捐贈中國戰區難民100萬美元，有部分撥予南市難民區。
難民子女免費入學
難民區在梧桐路老天主堂處設7所難童學校，招收了2000餘名學生，難民子女均免費入學。另在九畝地阜春街設殘老院，收容病殘老人130餘位。中華醫學會在區內設問診處12處，並在萬竹小學內設流通圖書館。區內還設立了草繩工場和板刷作坊，招收難民200多人，後因缺原料停辦。繼而又辦起一個刺繡與花邊工場，由法籍拯亡會修女執教，收難民婦女為徒。
難民區裡，饒神父有很高的威信。一次，有人站在高處分發饅頭等食物，幾十個飢腸轆轆的難民一擁而上，亂成一團。饒神父推開那些飢餓的手，拍打著難民們的頭， 「不要搶，安靜下來，排隊領取！」原本溫文爾雅的神父突然大聲訓斥，但那些被打的難民都笑嘻嘻地看著這個外國人，絲毫不動怒，他們都知道這個人是來幫助自己的。
「難民區裡的難民生活儘管艱難，但與棲息租界裡的難民相比，他們還是幸運的。
任何一位從公共租界難民營裡來的人，對安全區難民的第一印象是，他們要健康快活得多。」吳健熙這樣描述。
神父黯然離開上海
日方雖然表面上承認南市難民區「不受武力攻擊」，但實際上從未放棄對這個區域的覬覦。1937年11月12日中午，新北門障川路竄出30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起太陽旗，用槍刺驅散周圍難民；下午又開來2輛輕型坦克，西向巡行民國路，14名步兵尾隨，恣意查抄行人。後經饒家駒交涉，日軍才未越過民國路。
1939 年九十月間，由於日軍在上海實行經濟封鎖，嚴格管制米、棉、煤等物資，加之物價飛漲，難民區經費日漸枯竭，供給越來越困難，不得不降低供應標準；同時動員有工作能力的難民自謀出路，並疏散部分人員回鄉。
一直在難民區工作的饒家駒喜歡和難民在一起，他經常攙著兒童的手，撫摩他們的頭，從口袋裡掏出糖果給他們吃。神父和大家一起經歷著危險。一次在難民區與非難民區的交界線上，神父的黑色法衣被飛來的彈片撕開了長長的口子。還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槍頂著他，他毫不畏懼，幸而舉槍的日本兵最後沒有扣動扳機。
1940年6月16日，饒家駒奉法國天主教會之命，離開中國去巴黎從事戰時救濟工作。當他黯然告別相處了26年的中國老百姓後，南市難民區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復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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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難民區大事記
1937年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設立南市難民區，並以不損失領土主權為前提，提出「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國領土主權」等4項原則。
1937年11月5日，日本駐滬總領事岡本答覆：「同意該區域(難民區)只供市民居住時，保證不對之進攻，也不在該區域內進行軍事活動或敵對武力行為。」
1937年11月8日，上海國際救濟委員會議定在南市難民區四周各路口豎立旗幟，旗幟上有大紅十字及國際救濟委員會中、英文名稱。第二天下午，開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筑防禦工事，南市難民區區域正式劃定。
1937年11月9日，南市難民區建立第一天，先辟城隍廟、豫園、小世界及各學校、教堂為收容所，當即收容2萬餘難民，此後陸續增加，最多時難民區內約有130個收容所，區內難民數超過10萬。
1939年9月13日起，由於日軍對上海經濟封鎖，加之物價上漲，難民口糧由每日6兩減為3兩。10月1日起居民停發口糧，對其中不能維持生活的4700人，另設3個收容所安置。
1940年7月3日，難民區監察委員會致函法國駐滬總領事館，宣告已於6月30日停止活動。至此南市難民區不復存在。
阿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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