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用林在澳大利亞官員拒絕他的政治避難申請後，給美國駐堪培拉的大使館打電話後又發了一個傳真，他在傳真中寫到：「我和我的妻子、六歲的女兒正處在令人絕望的境地中，除向美國尋求政治避難這唯一的希望外別無選擇，我迫切希望能與一位美國駐澳大利亞的有關官員見面。」他在傳真中還附上他護照首頁的複印本和手機號碼。沒人與他見面，但當天稍晚他收到一個美國大使館官員的電話，他沒記住這位官員的名字，那位官員告訴他與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聯繫申請避難。
美國駐堪培拉的大使館的一位發言人拒絕對此事發表意見。
陳於5月26日從悉尼中領館出走，他說這不是一個匆促的決定，而是自天安門廣場屠殺後對政府政策的不滿累積到頂點的結果。陳說他還特意把投誠的日期安排在天安門事件的紀念日前。他的決定得到了妻子金萍（JinPing）的支持，關於這行動，他們倆商量了很久。
金萍是一個律師，當年也是學生運動的積極份子。她談到那時她在上海學習法律，天安門事件後，她被送到鄉下接受「再教育」，被安排在計畫生育單位工作。在她工作的地方，有一個婦女懷了第二胎已經有八個月了，卻被強行送到醫院墮胎。她逃跑，被抓回醫院強行做手術，那個八個月大的男孩兒被取出時是活著的，然後就被醫生殺死了。
這個經驗讓她受了嚴重的創傷，她不能確定是不是要生孩子，他們直到結婚六年後才生了女兒芳容。
在採訪過程中，小芳容在房間裡跳來跳去，拿著鉛筆畫畫玩。
一位名叫曾錚的法輪功學員陪伴著陳用林及其家人，她在陳無法回答問題時擔任翻譯。曾錚是《靜水流深》的作者，該書描述了曾錚在勞教所中被迫害的親身經歷。
陳說他不是一個法輪功學員，他在給澳大利亞政府的信中寫：「法輪功也許是一個教派，但法輪功學員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他們是清白無辜的人。」
陳的家鄉是浙江省，當他三歲時，他的父親--一位有造詣的書法家，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被紅衛兵毆打了兩週後去世。童年時代，陳幫助當小學老師的媽媽餵豬、養羊、收雞蛋來貼補家用。「她鼓勵我努力學習。」陳說。
他高考成績很好，由於外交工作是個穩定的職業，出於這樣一個簡單的原因，他決定從事外交工作。他在80年代後期進入北京的一所大學學習，並且和他的妻子一樣，參加了學生民主運動。在天安門運動其間，他為NBC新聞擔任翻譯。天安門屠殺後，他被送去接受六個月被迫學習馬克思並且聽政府解釋鎮壓天安門學生有理的再教育。
在完成再教育後，被分配到外交部的北美組，專門手抄老闆交給他的文件，這是一個令人大腦麻痺的工作，當斐濟使館有缺時，他選擇去了斐濟，因為他急於離開那個沒有自由的地方。
1995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雖然他並不真的相信中共，但這是晉升的唯一途徑，並且還抱有在中共的體制內改革的想法。他說，在2001年被派去悉尼前，他所抱有的中國可能會自動變化的希望現在全都破滅了。
他在悉尼的工作是監視異議份子，幾乎從開始，他的良心就感到沈重，他說「這是卑鄙的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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